2025年9月10日，臺灣「解嚴」時間終於「戒嚴時期」多出一天，對今日的臺灣人而言，民主與自由彷若空氣般理所當然，卻往往忽略了無數人曾為此犧牲前程與性命。白色恐怖的經歷，並非遙遠的歷史故事，而是曾切實存在於父母輩的記憶、師長鄰舍的過往。短短半世紀前，這片島嶼仍籠罩在無盡的恐懼之中，平凡的人們在無形的紅線中苟且偷生，屈從當權者的任意箝制，過着扭曲人性的生活。

戒嚴時期，並非人人是政治犯，卻人人可能成為政治犯。黨國機關一個念頭，足以摧毀一個家庭、一個人生。民主化後，雖有人因擺脫枷鎖振臂高呼，也有人因沉痛的創傷，失去信任他人與世界的能力，被恐懼的幽靈囚禁餘生。

即使臺灣以和平轉型建立民主，過去的威權政黨卻得以挾戒嚴時期累積的龐大資源，利用政、商、媒領域為自己塗脂抹粉，延續黨國敘事，削弱社會對那段歲月的反思。然而，正如捷克文學家米蘭·昆德拉所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追尋真相、記住過去，是避免重蹈覆轍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通向更光明未來的基石。

近年來，社會試圖透過轉型正義，還原白恐時期真相，然而，法規的掣肘與掌管秘密檔案的情治機關與國民黨拒絕合作，使尋求真相的路荊棘密布。更遺憾的是，白色恐怖的陰影不僅籠罩異議人士，也滲透在當年千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那段歲月雖無法改寫，卻值得重新敘述與思索。

因此，左轉在2025年進行一場「民主換日線」的系列文化行動，期待邀請您成為這段歷史中的同行者。這不只是一場紀念儀式，更是一場召喚、一種邀請——讓我們一起，用創作、音樂、文字或任何方式，把追求民主自由的重量轉化為溫柔而堅定的行動，重新想像自由的樣貌。

「戒嚴『鬼故事』徵文比賽」就是這場【民主換日線】的首波活動，我們期望透過徵文，藉由集結眾人的記憶，拼湊出未曾言說的歷史，讓今日的臺灣社會重新理解權力如何滲透日常，並在記憶與反思中找到前行的勇氣。

徵文比賽在3月1日至6月15日舉行，本次徵文採開放式題材，無嚴格主題分類，旨在藉由多樣化的分享重塑白恐時期的生活圖像。量徵集對象主要為一般民眾，他們的經歷可能並非完整或重大事件，而是在滿佈黨國「紅線」下的日常片段，例如被迫遵守不合理甚或荒謬的指令、見證歌頌領袖的怪誕場面、或遭受情治單位騷擾等。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生命經驗分享，補充目前以政治案件為主的歷史敘述，讓大眾看到威權統治如何全面滲透並宰制千萬人的日常生活。

在這3個半月時間裏，我們收到許多令人動容的投稿。有些人誤打誤撞逃過查禁；有些人記下了被釋放卻早已失魂的人影。也有人寫下被迫配合荒謬儀式的無奈，還有那些，即使解嚴多年，仍無法揮去的恐懼。文字語氣平靜，筆調輕盈，但字裡行間滿是壓迫的陰影與說不出口的餘悸。

比賽截稿後，我們邀請了5位長期守護台灣記憶的學者、作家與NGO代表擔任評審，在6 - 7月期間進行了3場評審會議，評審之間亦就不同的稿件進行不同層次的分析及評價，每篇作品的細節都透露了他們與時代的關係，威權統治的荒謬，以及當中人生被糟蹋的哀嘆。

經過兩輪挑選及當中的反覆討論後，我們合共選出了10篇得獎作品：

第一名｜福氣吉祥〈是與不是之間〉

第二名｜鹿泊〈完美升旗〉

第三名｜周子薇〈我有和你提過那件事嗎？〉

✨ 佳作（7名）：

連克〈為台灣人發聲的金融鉅子李延禧〉

何奕〈囚籠之島〉

山地門〈記得說我們沒有打你〉

青紅〈不要知道太多〉

欸里〈消失的好奇〉

黃春蘭〈監控魔 戒嚴鬼〉

張烽益〈蔣公遺囑掉落糞坑事件〉

本來，按照《比賽簡章》的規定，我們是安排5個佳作名額，但所收獲的作品的確提供了很多戒嚴時期各種我們未曾預想過的見證和分享，一些故事都為我們評審留下深刻印象，在幾位評審的堅持下，我們最終挑選了7篇作品入圍佳作。

左轉一方面恭喜以上10位得獎者，同時亦感謝他們的無私分享，畢竟有些經歷仍然是他們人生中不能磨滅的傷痛一部分，但他們仍然願意以自身或親友經歷向當代的我們分享自由的可貴。

1951年，一紙徵召令，將剛新婚不久的父親從台南農村扯往硝煙瀰漫的金門前線。他才與母親成親不久，正值人生最溫柔的時光，卻倉皇離家，背起鋼盔步槍，奔赴他從未想像過的戰地。

「這裡不是你熟悉的地方了。」進營第一天，一位滿臉風霜的老兵冷冷地說了一句。父親當時一句也聽不懂，只覺得那語氣冰冷刺骨，像是警告，也像是註解。多年以後，他才明白那句話的意思。

父親讀的是日本時代的小學，只會講台語與日語，對「國語」毫無概念。而軍中唯一能通行的語言，正是這個他一句也聽不懂的「國語」。白天的操練如同煉獄，口令如雨點般砸下，他只能依稀從動作中揣摩含義。夜裡，他常從惡夢中驚醒，渾身是汗，耳邊迴盪著模糊而刺耳的吼聲與命令——那些他無法理解，卻無從反抗的聲音。

那是一段壓迫與恐懼深植人心的年代。戒嚴統治如巨網罩下，一個眼神、一句話，都可能被解讀為叛國的證據。父親與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子弟兵，在陌生的語言、陌生的環境裡，如行屍走肉般掙扎求生。語言不通，他們唯一能倚賴的，是觀察與模仿老兵的每一個動作——

「他怎麼站，我就怎麼站；他怎麼舉槍，我就怎麼舉。」

最令人不安的，莫過於那場每週一次的「是非測驗」。

這並非一般的紙筆考試，而是一場口頭應答的心理戰。答案寫在小紙片上：「0」代表「是」，「X」代表「不是」。考題設計充滿陷阱，每句話都帶有弦外之音，句末常常是關鍵提示——或是誘導，或是試探。

「你知道祖國正在召喚我們反攻，是不是『是』？」答案是 0。

「國語聽不懂可以不要學，直接講台語也可以，是不是『不是』？」答案是 X。

長官的聲音冰冷如刀，尾音拖長，省腔濃重。他們只能屏氣凝神，專注在那句話最後幾個字裡，試圖從語調高低或眼神閃爍中猜出「正解」。這些台灣年輕人，只能像被訓練的動物般，察言觀色、機械應答。每一次錯誤，都可能招來禁閉、體罰，甚至更嚴重的懲罰。

父親說，那像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試煉，一場精心編排的精神折磨，一場陷在「是與不是之間」的噩夢。

某個深夜，同梯的阿欽因答錯問題被帶去禁閉室。那晚風特別大，兵舍外的狗狂吠不止，鐵門被風吹得嘎嘎作響。整個營區像籠罩在詭異氣息之中。隔日清晨，禁閉室空了，阿欽卻再也沒有出現。

有人說他逃兵未遂，被當場槍決；也有人說他在禁閉室裡絕望自盡。但父親說，那晚他夢見阿欽跪在操場中央，臉色慘白、神情驚恐，一遍遍喃喃自語：

「到底是，還是不是？」

那夢境真實得像是一段記憶，而非幻覺。

三年後，父親退伍返鄉，已能說一口流利國語。但他再也不說夢話。母親說，只要他在夢中開口，隔天總會臉色蒼白，沉默許久。他說，因為每次一講話，就會夢見那個夜晚，那個聲音——阿欽的聲音，依然在耳邊低語：

「是，還是不是？」

在那漫長的戒嚴歲月裡，真正的鬼，不是黑影，也不是靈異，而是你無法選擇的命運，是語言成為牢籠，是信仰與忠誠被逼迫選邊站，是人在恐懼中活著，卻不能問「為什麼」。

那場持續數十年的審判，不是一場考試，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懷疑與壓迫——一場關於服從與存活的考驗。

父親一生未再多提那段往事。但我知道，那段日子，早已在他心裡刻下一道深深的陰影。他曾說：

「真正可怕的不是不能說話，而是你連話該怎麼說都不敢肯定。」

這，就是「是與不是之間」的真相。也是一整個世代，被迫在沉默與順從中，學會生存的殘酷歷程。

/評審意見/

伴隨戒嚴左右的，是國家藉由緊急軍事狀態所允許的總體暴力體制。本文從戰地服役的經驗出發，點出了威權時代對於普通人民對於身體習性到文化語言的種種規訓。

在肅殺年代，人們常有親友就此失蹤或者深夜入獄，但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去求證罪名或者力陳無辜。本文從軍中政戰考試的「是非測驗」出發，說明了威權統治者無孔不入設置了大大小小的忠誠檢查，但受試者卻對基本的是非失去提出質詢、謹慎求證的道德勇氣。

清楚勾勒出戒嚴時期普通人心中的深層恐懼：真正的鬼，不是黑影，也不是靈異，而是那種無法選擇的命運；是被禁錮的語言，是信仰與忠誠被迫選邊站；是人在恐懼中掙扎求生，卻連一句「為什麼」都不敢問出口。

我高二下轉學到了台中，對從台北下來的我而言生活的各種事都很新鮮，例如像是學校外大麵羹店牆上，會張貼穿著清涼的女模特兒的舞廳廣告等等，那些都是跟台北很不一樣的光景。

雖然轉到了異地，但校園生活沒什麼太大不同：每天都要穿著像軍人一樣的軍訓服升旗，像是軍人一樣接受教官訓誡。所以那時候的外國人來台灣都很困惑，以為台灣到處都是年輕的警察跟軍人。而且，每周都要寫週記。在週記中，我會分享我在日常中的發現，我的導師也蠻喜歡看一個台北來的學生對這座城市的觀察。寫久了，開始沒什麼好寫，就會轉寫些別的內容，偶爾抱怨生活，自認為是文青，無病呻吟一下。反正，老師說，這是可以自由書寫的空間。

有次過年後，教育部公告了新的升旗入場儀式。新的升旗規範要求每天國旗進場時，需四個人莊重地拉平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謹慎緩慢地沿著操場上的白線入場。老實說那個場景很像tshut-suann（出山，台語：出殯），當然我沒講出來過。但升旗真的很無聊，尤其每個男生都要戴「大盤帽」，只要太陽一出來，還沒第一節課汗已經浸濕了卡其色的軍訓服。再想到早上的各種考試因為升旗而拖延，心裡更是絕望。當旗子映著青天白日升起時，大家其實都各自聊天打發時間。所以我在週記上寫了對於這個新規定的反思：「因為升旗延長所以早上的考試時間會拉長，大家又都在聊天，根本沒有達成那個規範想達成的莊嚴肅穆感，不如說是適得其反。」

兩週後，週記抽查。我毫無預警地被叫去教官室約談：為什麼要寫這種內容？對國家有什麼意見？我是個好學生，只知道教官室目的是來維持校園安寧，也一直都這樣相信，更沒想過有天會因為我寫的內容進去教官室，我一點也不知道教官有思想檢查的業務。

我爸爸知道這件事之後，他並沒有責罵我，但隔天就辦好我的入黨手續了。我接過他手中的藍底白日圖的黨證，彷彿縮小版的國旗一角捏在手上，翻開來裡面當然是忠黨愛國的字句。平常老師在課堂上公開鼓勵大家加入國民黨，入黨有很多好處，像是國家考試就比較順利、未來升官也比較快，所以我也沒怎麼對入黨的事感到排斥，就當作是擁有了一個黨的護身符。以當下來說，算是因禍得福吧。

但我也只是個高中生，那時內心小劇場很多，我會擔心家裡被搜，家裡因為我而出事。但其實，那樣的恐懼也沒有很具體，不如說是我自己的幻想，因為那時候的消息來源其實很有限，更不知道什麼是「白色恐怖」。

大學聯考，多虧我的三民主義考了90幾分，讓我順利進入了大學。沒想到，多年後某天我在大學校園裡竟然看到了當初關心我那個教官。他升官了，左胸口別上的是裝飾更為繁複的軍徽，或黨徽，我分辨不出來。而他竟然還認得我，向我的方向走來，似乎想要寒暄，但我低頭裝作沒看到，繼續往前走。畢竟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問我，那年三月台北的事。

/後記/

我也問了在高雄長大的母親對於戒嚴時期的記憶，問她對美麗島事件有沒有什麼印象。

「完全沒有啊，怎麼會有？我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這件事。」

那天小女孩一如人生中的每一天，大聲唱著國歌，她需要擔心的是考試能不能滿分、今天的頭髮有沒有維持完美的耳上三公分。幾個街區外，那場喧囂不該存在於課本裡，也不該出現在她的記憶中。

三民主義 吾黨所宗。

青天下，少女與少年們挺直著背、瞇著眼望著旗子緩緩升起。

白日之下，沒有陰影，也沒有反抗的人。

/評審意見/

＃本文也是一個「沒有反抗者」的故事，關於威權象徵如何被神聖化、普遍化，就此塑造不敢開口的順民。文中主角只是因為質疑升旗典禮的行禮如儀，就被叫到教官室詳加盤查。對於資訊封閉的中學生來說，很可還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但顯然爸爸非常清楚，於是「隔天就辦好入黨手續』。

值得思考的是，在國家暴力的陰影中，一般人民顯然沒有選擇，打不過只能加入──共犯結構於焉誕生，因為受壓迫者會慢慢學到教訓，棒打出頭鳥、牆倒眾人推，在如此不安全的社會中，依附加害者或許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一個世代共同的記憶——寫週記——為起點，延伸出當時處處充滿紅線的社會氛圍，以及統治者慣用以「入黨」來納編。看似簡單的日常，卻勾勒出那個時代壓抑與控制的歷史圖像，讓人重新看見過去的權力如何滲透至生活的每個細節。

某個暑假，我曾至小島待過一個月。那段時間並不長，卻發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當時的我，原以為只是一次實習經驗，沒想到迎面而來的卻是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歷史。每日穿梭於綠島人權園區與館藏文獻之間，那些殘存的空間與資料，仍揹負著無數靈魂的重量。我曾在此體驗實境工作坊，活動的流程是將參與者關進山莊牢房，陸續唱名，被唱名象徵即將被槍決。當參與者被叫出去時，牢房內非常安靜，下午西曬的陽光越過厚實高牆，汗滴滴流在臉頰，沒人伸手抹去。

　　每日傍晚，我走在八條廊道中，拉起避免誤入的封鎖線、經過一間間牢房時，他們的身影總在想像之中不斷重疊、交錯又消逝。來到這裡，走在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即便空間早已整修，但那些靈魂的氣息與信念似乎過於強烈，使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深深地感知過去的痕跡（因為在這園區內發生過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啊）。隨著文獻閱讀的累積，內心逐漸從震驚轉為恐懼。直到有一夜，那件事發生了。

　　為了讓你更能想像，容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住的宿舍前世做為憲兵連，近年來稍做整修後，給警衛、非本地人員工，或像我們短期的實習生入住。宿舍房間整排透氣窗戶鑲在房間側牆與天花板交接的最高處，我們無法透過如此高的窗戶預見外頭的風吹草動，僅能以射入的光線判斷白天或黑夜。面東的房間，往往不到下午四點就昏暗，我與室友就此早早就寢。在某個迷迷糊糊睡去的深夜，忽然被一陣刺眼白光給喚醒。

起初，以為是清晨來臨，覺得剛睡去沒多久，怎麼就天明？

後來，白光逕自穿透眼皮，輕敲我的意識，不得不睜開雙眼。

躺在床上的我，看著從牆面至高點一排射下來的白色光芒愣住了。

實在白得太不像話了。

那是一道帶有某種人工性質、硬梆梆意味的白。這能刺傷人的白不大對勁。撇向一旁的室友，她深沉地夢著。或許是路燈吧，儘管對那不大對勁的白有所疑問，仍在混沌下再度失去意識。

隔日，我試著找尋那道光的來源。越過宿舍後方雜草叢生的小徑，我在舊醫護所前的建築物佇立著。無論從這個角度，或是由另一面改造所望過去，那邊無庸置疑是一片荒蕪啊，當然不用說燈塔，一盞路燈都沒有。

白光來自何處，無人能解。想起管理員大哥們說，這裡的故事太多了。「不要看這裡沒人，其實我們這裡很熱鬧哩！」他們笑著說，我心裡發涼。

八月中旬，夏季的悶熱與海水陣陣拍打尖銳礁石聲，我站在一望無際的灰色空地上，留下一陣空白。白光雖然無法解釋，但我意識到，這似乎和小島上的過去某種程度上是同質的——荒謬、突兀，卻又「真實」地發生過。

我就這樣抱著未解之謎過了幾天。

那天，受難者長者重返記憶之島。

講座時，他們語氣平穩，像是在談一件早已塵封的舊事，但內容卻令人無法平靜。每一字每一句，都像從石縫中滲出的水，慢而堅決，還帶著歲月的重量，滴在我們心頭。

蔡爺爺提起他的朋友——因為寫了一首歌，還在紙條上鼓勵女性政治犯讀書，被控「試圖教育他人」，送進碉堡，遭受嚴刑，最後槍決。

「他不是死了，是被殺死的⋯⋯」

他指著那間碉堡，手微微發抖，聲音卻堅定。

張阿嬤因參與學生自治會被誣指「涉共」，十七歲入獄，出來時已經二十九歲。她說：「恨啊，恨透了。」走到寫著歌詞的展板時，她忽然唱了起來。「你看我都記得。」她望著牽著她的兒子說。

他們如今都已九十歲以上，口齒清晰，身體硬朗。但那些被奪走的青春、朋友，以及深植記憶的陰影，從未遠離。

而我，一個只在這島上待過短短一個月的學生，聽著不到一個世紀前（充滿著荒謬、不解）的「鬼故事」。意識到：當我們開始理解那些無法言說的恐懼，歷史才真正走進我們之中。

那道白光，至今仍偶爾閃回我的夢裡。它不再只是一次神秘而無解的經驗，而像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必須記得、提醒我必須說出來－－關於在那座小島上發生的事。

/評審意見/

＃白色恐怖的許多故事隨著時間被慢慢遺忘，但總有年輕世代，試著追尋真相、永誌不忘。本文是當代青年，重返綠島、見證不義遺址的手記，也是民主世代深化轉型正義的努力。作者描寫在轉型正義營隊所遭遇的一次，或許是超自然體驗，或許是潛在在這個社會潛意識中，從來未被正式的集體歷史創傷。

＃透過個人的參與與反思，梳理出發生於特定時空下那些荒謬而突兀的「鬼故事」，讓社會得以理解那個時代裡難以言說的恐懼，讓歷史真正走入人們的記憶與生活，成為公共理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