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節錄自5月10日講座）

（竹梅）

我的父親鄭南榕曾在成功大學讀工程科學，後來轉向哲學領域。就讀台大哲學系時期，他受遭軟禁於溫州街的殷海光教授啟蒙。父親曾說：「如果能做一流的思想家，為何要做三流的工程師？」他的意思當然不是指工程師是三流的，而是指他如果做工程師可能就是一般的工程師，但如果能夠結合志向和興趣，他有可以把事情做好的自信。

父親過去從事各種行業，代理喉糖、賣書卡，還曾開著金龜車在南部銷售太陽能熱水器，只是這些事業都沒有太成功。後來他決定結合自己的興趣開辦雜誌社，在那之前，他已經在不同的黨外雜誌蹲了三、四年的時間。

雜誌社的運作涉及產出、印刷、搬運與銷售，是一個縝密的產業鏈，在報禁和《懲治叛亂條例》尚未解除的時代下，這些工作帶給報社成員很大的威脅與壓力，時常要面對警總的人帶著查禁單來扣押雜誌。雜誌被扣押的理由百百種，其中最常出現「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這一條。

（夏民）

在集權國家，統治者會被塑造成父親的角色，把國民當成孩子去進行情感勒索，於是國家就夠容易灌輸非常保守的思想，人民難以去突破、警覺到這個現象。

（竹梅）

父親在短短四十二年的生命中做了非常多事情。除了每週發行雜誌持續了五年又八個月，他還推動了三場重要的運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二二八平反活動、新國家運動，三個行動的主張循序漸進，從爭取言論自由、檢討威權時期遺緒，到建構新國家藍圖與主張臺灣獨立，能想見他在策畫運動中，滿溢著對於國家社會未來的期許。

大家應該對「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這個主張不陌生，其實這是父親在1986 年的獄中日記裡寫下的。

現在常有人批評民進黨是「綠共」，如此批判其實是對言論自由很大的曲解，也是一個很可怕的比喻。我認為它讓許多人忽略共產黨是如何統治、控制人民的。真正的共產黨不會讓我們聚在一起讀書、討論自由的各種可能。不當使用共產黨、納粹等詞，等於不斷削弱民主社會的內涵與價值。就算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政治主張，也不應該在人權、民主和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中，任意抽換概念、混淆人民視聽。

《自由時代》週刊的編採信念是以事實為基礎，不傳達虛假的消息。很多人在討論言論自由時，忽略了在自由之名背後，言論的責任更為重要。除了名片，印在每一本《自由時代》上的「本刊文責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這句話，是在那個還沒完全實現民主自由的年代下，他為了保護刊物作者群與報社員工的方式，也傳達出言論自由的責任之重，與現在許多人批判民進黨的說法全然不可類比。

（夏民）

我在閱讀鄭南榕資料時，鄭南榕的獄中日記補足我對其出版工作的好奇，讓我更了解他當時怎麼看待出版，以及如何讓出版社能夠賺錢、支應開銷。這些細節都太重要了，當看見這個人如何發揮專業以及思維，就可以理解他的人生會走向什麼樣的格局。

每次看到鄭南榕的名片時，都帶給我很大的力量。在那時代所有消息、關係都是靠名片一張一張換回來的，為了做新聞，鄭南榕靠著名片建立自己的複雜、細緻的消息網絡，許多行為可能觸法，但他仍然盡力保護那些人的安全。

（竹梅）

儘管他在從事出版的時期非常忙碌，但對身為女兒的我而言，我只記得他每天都送我去幼兒園，和我一起去租書店、去咖啡廳喝咖啡、躺在他的肚子上一起讀小叮噹漫畫。那時我並不知道他為社會做的種種貢獻，但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一個很好的父親。

開箱檔案，重新認識父親

（竹梅）

每年我都重新再認識更多面向的鄭南榕，同時間，我也一直在往前。

2013 到 2014 年有成大南榕廣場的命名事件，接著2014年三一八學運。期間，鄭南榕的象徵符號再次被廣泛流傳。對我而言，那是新的刺激，讓我思考，為什麼當時的年輕人會這樣子地去記憶鄭南榕？

2014 年下半年，香港開始雨傘革命、新疆的教育營也在差不多時間開始，2015 年七月，中國開始維權律師的大抓捕。2017 年，台灣社大的講師李明哲在入境中國時「被失蹤」，五年才返台。2018年，國際開始譴責新疆再教育營，再教育營卻同時在中國正式入法；2018 年 11 月臺灣有婚姻平權公投；2019 年 3 月香港開始反送中運動。

大約 2020年，我開始申請促轉會的檔案。現今也不斷有新的檔案從檔案局解密。我覺得人好像一邊回看過去，同時看著時間一直往前。在任何黨國政權裡面，人民都被想像成潛在的敵人。之所以要去監控人民，就是害怕人民做出它不允許的活動，通常跟群體集結或政治參與有關。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非常害怕海外組織，而鄭南榕又和台獨聯盟有連結。在那個狀態之下，檔案會是一面「扭曲的鏡子」，即使紀錄下的人事時地物非常詳細，但許多內容都是錯誤的。因為它是一個國家公務體系裡面，投射出他們想像中害怕的樣子。

並不是只有鄭南榕的案例才有這樣的狀況。在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也就是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國監控的力道沒有因為 80 年代就變得比較低，而是持續大規模地監控台灣社會。

鄭南榕基金會之前做過一個展覽叫「開箱鄭南榕」，基金會成立 20 多年，我們開始更有系統地去整理《時代雜誌》的資料，陸續處理裝箱。即使身為家屬，我也從來沒有很認真去看過，直到 2020 年，我們才把紙箱一個個打開。

一開箱，就發現鄭南榕1982 年的日記。有一段讓我情緒很激動，裡面寫著：

「1982 年 9 月 12 日是我 35 歲的生日。有許多人生中的理想應該在我出生的這個小島實現，可是 35 年來，總是因為歷史的錯誤沒有實現。

面對自己的女兒，我真是非常哀痛與憤怒。難道還要讓女兒繼續這樣長大受煎熬嗎？我與其他留在臺灣的同一代年輕父親們，難道沒有能力為下一代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嗎？」

我一直記得林世煜叔叔對我說過：「每一個世代都有自己認識歷史的方式。」

我選擇用講座的方式與大家面對面溝通、不斷訴說家族的故事與記憶，一起討論普世價值與對未來的想像。雖然有些人說，下一代好像不關心歷史，但我認為他們只是缺少一個關心的機會。

近年Threads平台興起，許多人在二二八前後分享自己的家族故事，這些故事又互相勾起人們的生命經驗，越來越多人願意去談論、分享自己祖父母輩經歷的事情。從這個案例可以發現，當代的人們並非不關心，有時只是缺少一個契機，尤其在過去，談論歷史與政治的權利長期被抹去，噤聲的狀態又代代影響與延續。

臺灣走過世界第二長的戒嚴歷史，要回到自由的狀態當然不容易。然而，會有更多新的世代、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訴說與療癒。

有位年輕的參與者問到，現年十八歲的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表態與參與，其實我自己也是直到34歲，才開始斷斷續續去回看父親的故事。如果你不想表態也沒關係，等到你準備好了，用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去表達、真誠面對內心的感受，這樣的溝通才會長久。

（夏民）

我也談一下表態的壓力，在社群媒體時代尤其嚴重。無論你的發言是否「政治」，都有可能因為一些事情被攻擊。因此如何運用社群媒體、去理解界線是每個人都要學習的。另外，社群媒體鼓勵大家公開透明、鼓勵要被看見、鼓勵勇敢發言，但其實並非所有議題我們都要立刻發聲，才算關心。

有時候這些事情是很安靜的，我也邀請大家去思考我們的專業是什麼、可以做到什麼，不用一定要逼自己立刻被看見。最重要的是先將自己穩住、照顧好自己，才有機會去照顧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