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與魏廷朝的反抗精神
1980 年 1 月 10 日,我出生於父親第三次入獄期間。
直到我八歲時父親才出獄,我從嬰兒變成會走跳的小孩,期間父親都沒辦法陪在我身邊。
我們用書信往來是維繫親情。信件中,父親會想辦法用有趣的方式跟孩子拉近距離,例如繞口令。而每封信最後,他都會寫「祝你快樂」。
我第一次到監獄外,是1987年,父親三度出獄那天。其實他清晨五點就回到住處了,但因為很多人到監獄門口要接他,所以媽媽把我打扮得比較漂亮,又趕回去再接一次父親。
小學時校門口有一座銅像,同學們會脫帽跟它敬禮,我也一直這樣做。某天下雨後地面積水,我跑步經過銅像前,要敬禮的時候跌了一大跤受了傷。回家後我告訴父親這件事,他沒有說什麼。
長大後我才知道,小時候每天敬禮的人,就是害父親入獄的人。
政治存在生活的縫隙
但其實我到20歲,還搞不太清楚父親為什麼坐牢。我跟各位一樣會混淆許多具體事件,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到底是什麼。
1968年父親第一次出獄後,找不到穩定工作,但日文能力不錯,依靠翻譯文學維生。他一直和謝聰敏、彭明敏等人持續做政治犯救援相關事務,期間持續受到調查局的監控和跟蹤,並在1971年被誣陷是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的共謀二度入獄。
再次出獄後,父親在《美麗島》雜誌擔任編輯。美麗島事件時他三十多歲,凌晨五點多從家中被帶走,當時我還在母親肚子裡,她在二樓,牽著我哥哥。父親出獄後,因為政治迫暫時赴日本教書。
父親曾在1995年參選第三屆立法委員落選,家裡從那那時候開始欠錢。當時我高中,很討厭政治,覺得父親坐牢這麼辛苦,立委又選不上,家中又會因為經濟不好起爭執。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正義,只要自己好好過日子就好了。
我們家族生活長期受到迫害、監控,調查局詳細掌握母親的資料,監控履歷表上包括學校、職務、家族關係和人際網絡,二叔、三叔以及鄰居朋友都被列入監控,連普通的家庭聚餐也都被紀錄。
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正義,只要自己好好過日子就好了。
我很困惑,人為什麼要這樣活著? 為什麼要為臺灣人追尋民主自由,為什麼我們要關心政治? 我曾經跟很多人一樣不想關心政治,直到進到社會工作,陸續做了立委助理、書記官後發現,政治存在很多細微的地方,生活任何層面都脫離不了政治。
挺身爭取權益
我母親的故事也非常重要。母親是很激進的人,但她本來其實是很普通的教員,爾後從政爭取婦女權益,在呂秀蓮時代時,擔任桃園市政府家暴中心的主任。
不是說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偉大的女性,這太父權了。母親過世後我在她的訪談中看到,她回憶懷有八個月身孕,兒子不到三歲、還在旁邊哭鬧的時候,就眼睜睜看先生被帶走,家裡翻得亂七八糟。
經過那個被剝奪的當下,使她後來反抗得比誰都認真。
我們的民主自由是很多人犧牲、爭取而來的。我父親是有意識的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會被國家追殺,但我母親不是啊。所有的政治犯、受難者,我們都是權利先受到剝奪後,才去想方設法去抵禦這個國家的暴力侵害。
成長過程中,家裡容易被外界貼上標籤,要我們不要說過去的事了。
2018年,我第一次參選桃園市議員,和父親一起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謝聰敏前輩告訴我,「任勞任怨、勇於承擔」。對政治犯家屬,尤其對我而言,要站出來很困難。
2022年,我再次參選桃園市議員,競爭者詹江村不斷說我在消費先人、享受政治紅利,後來我真的變得比較少講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的目的,要讓我們感到羞愧。這個羞愧其實不是我造成的,但我們就要一直克服這個心魔,過程真的很辛苦。
選上議員後,我覺得要開始做轉型正義和人權歷史教育。我們不要拖拖拉拉,露臉一半後又縮回去,我們要做,就大鳴大放的做。
我講這些不是在消費也不是在賣慘。當別人打壓你、想造成寒蟬效應,行動更是必要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往前衝,衝到最前面,瞭解威權和過去的歷史,這些都不是可恥的事情。我父親做的事情並不可恥,他只是被關了比較久 ; 身邊的家人親友被監控,也不是他的錯。
延續使命
我和父親真正相處的時間其實很短暫,大概從我小學四年級到大學一年級,不到十年。
小時候,我和哥哥會有很多想法,為甚麼父母要生下我們? 就去革命啊,為什麼要有家庭,為什麼有家庭後,又整天去選舉或做社運,為什麼幫其他人爭取公平正義,卻沒有給我公平正常的生活?
為什麼我們要承擔這些辛苦?
1999年父親過世後,我才慢慢從整理資料的過程中進一步瞭解他。我逐漸意識到,我們只是經歷某一種形式的辛苦。
在地檢署工作時,我看到很多家庭困境,例如在三代吸毒家庭中成長的孩子,無法逃離犯罪的循環。我開始理解,社會的不公、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其實都是政治,無法迴避。
以前覺得父母很多事情都做過,也都受傷了,我應該要享受,不要再做政治,政治真的有害身心。我卻發現沒有辦法停下來。臺灣的民主還很脆弱,我們沒有辦法鬆懈。
我們必須持續教育下一代。我曾到北一女中分享父親的故事,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從沒有聽過《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但透過老師引導,開始認識這段歷史。
父母沒有留給我什麼遺產,但教會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身為孩子,我的使命是延續他曾經很拚命爭取、捍衛的價值,讓臺灣人知道,我們是勇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