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節錄自4月12日講座）

1945年日本投降後，臺灣人的心境複雜，有人熱烈歡迎中華民國接管、希望臺灣能成為模範省；亦有人希冀能走完日治時期未竟的自決之路。

我的祖父蔣渭川自日本時代就和兄長蔣渭水等人，籌組非武裝反殖民行動與組織，目的是希望臺灣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二戰後日本竟戰敗，於是過去被打壓的社會組織再次燃起政治熱忱，希望在新政權下爭取選舉、重新有一番作為。

蔣渭川見識過日本政府如何打壓臺灣人，他在二二八事件中四處奔走調停，斡旋於當權者與臺灣菁英之間，在亂世下嘗試爭取臺灣人的權利和自由。日後他又在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的角力下，被推上民政廳長與內政部次長之位，卻也成為省議會與台派人士的眾矢之的。近代研究者對蔣渭川評價褒貶不一，甚至有人說他是向國民黨求官之人。

戰後本土派與半山派、接收派的政治角力，國民黨隱匿事實、離間人民、多年瀰漫的白色恐怖，使後人與社會對探究歷史真相心存恐懼。不同的人對二二八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時代悲劇，應該向前看；有人認為再談論是挑起族群對立；還有人將它視為政治利益的籌碼。許多隱形的力量至今仍阻饒真相被發掘，而我的家族曾經歷的傷痛、蔣渭川一生的故事也就這樣被掩藏。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無知者恐懼，真相帶來安慰。

因為研究二二八，理解了過去的政治因素與時代背景，我才可以說出「這是時代的悲劇」這樣的話，並去原諒當時做錯事的那些人。如果硬要原諒，那是會生病、得內傷的。

早年二二八研究還有許多模糊之處，我的兩位姑姑，蔣梨雲和蔣節雲，凡有二二八相關的研討會，她們都會跑去聽。當時有許多其他受難者後代都十分有成就、被視為主流的聲音，然而因為蔣渭川在事件中活了下來，還做過國民黨的官，因此姑姑們在那些場合中的處境十分困難。

除了常被擺臉色看，姑姑們還曾經被指著鼻子道：「我的爸爸就死了，你的又沒有死。」也有許多人因為不瞭解二二八，覺得研究這些不過只是舊事重提，當時我也會跟著姑姑去參加研討會，心中很欽佩她們的堅持和勇敢。

面對記憶的轉捩點

其實我對於二二八的研究起先是排斥的，直到1977年我婚後，認識了我先生的叔母──楊𤆬治夫人，成為我面對、研究並記錄下家族記憶的轉捩點。

楊𤆬治的先生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當楊夫人聽到我是蔣渭川的孫女，就對我格外親切。她對我說過的許多話，在後來我研究歷史時給予我很大的勇氣。

她曾告訴我，蔣渭川是好人，過去她夫妻倆就常光顧蔣渭川的三民書店，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北社會氛圍緊張詭譎，大家都躲在家中抱著la-jí-ooh（收音機），每天蔣渭川會預告何時廣播，人們安靜地透過電台了解蔣渭川和陳儀談判的進展。

楊夫人也常說，臺灣人就是不會團結，從日本時代、蔣渭水還在時，直到現在臺灣人還是學不會團結。或許這仍然是我們這代人、與未來世代的課題。

後來我看了蔣渭川的日記，原來在1947年3月1日，緝菸事件剛爆發，他就接連收到來自柯遠芬、張慕陶、李翼中等人的信件，請託他出來幫忙平定動亂。蔣渭川對陳儀存有戒備與懷疑，因此才會日日要求陳儀透過電台宣布談判的條件與承諾，並不是向外界所說被玩弄於股掌之間。

蔣渭川在日記也寫道，他擔心陳儀只是在虛與委蛇，還在3月5日打了電報給美國駐華的司徒雷登大使。後來我們在美國檔案局找到這些資料，證明祖父日記中所言不假。怎知敵人比想像中更加狡詐，仍是無法阻攔之後的悲劇。

1947年3月10日，三民書局血案發生，我的四姑蔣巧雲不幸中彈，十日後在醫院離世，六歲的叔叔蔣松平則被子彈射中胸膛。礙於當時社會氛圍緊張，醫師不僅不敢開刀，甚至因此被威脅、找麻煩，直到解嚴後他的後代仍然不敢和我們相認。

叔叔體內的子彈一直到12歲那年才取出。當時我的父親蔣松柏是臺大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親身參與救治中槍的傷者。

而蔣渭川在混亂中走避追殺，開始了近一年的逃亡，期間寫下日記《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詳細記載從2月28日至3月27日每日談判內容與對話、事件發展、家庭狀況與遭難後悲痛的心情，總計七萬餘字。後來在丘念台的作保下，蔣渭川才被赦免叛亂罪，那時因為聽聞女兒慘死而一夜間白花了頭髮的祖父，終於回到破碎、哀戚的家中。

這些事件對家族留下深刻創傷與破碎。我的阿嬤一輩子十分迷信，她認為二二八發生前夕，一位來到家中的乞者哭喊了一聲「家破人亡」，其實是神明暗中的提醒；在我父母完婚之後，她要求要至一百間廟三跪九叩，為父子倆的歷劫而歸向神明還願。

我的母親曾好奇地想向父親探詢蔣渭川的日記，父親卻哀戚地對她說：「你最好不要看，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是福，還是禍？是會救了多桑（蔣渭川），還是會害了他，成為他的罪狀。」

《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是以我母親、蔣渭川媳婦的視角撰寫。我在2005年時開始常去美國探望我母親，也會在臺灣會館將我所研究的二二八事件和記者、臺灣鄉親們分享。他們給予的許多回饋，成為我進步的最大動力。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太過龐雜，儘管已有學者研究、出版相關書籍，但關於蔣渭川的詮釋卻在不完整的史料下，有許多錯誤的演繹。

直面歷史 拾回真相

回過頭想來，當時我對許多事懂得不多，這一路拼湊記憶和歷史的過程就像在拼拼圖。我完成了我們家族的拼圖，希望其他人也能拚出自己家族的拼圖，如此一來，二二八的歷史就能越來越完整、真相能夠越來越清楚。

蔣渭川在1948年三月結束逃亡的日子，同年九月我的父母結為連理，蔣渭川說母親的本名「招治」帶著重男輕女的觀念：「既然你是秋天嫁入我家，我的女兒們都是雲字輩，那你就叫做秋霞吧！」。

秋霞與蔣松柏大婚那天收到了幾百封的賀電，席開七十幾桌，送來的花環擺滿了中山堂，也是那一天，秋霞見到平日和藹可親的公公蔣渭川氣憤地扯下其中一個花環，那是她入蔣家受到的第一個震撼，當時的秋霞還不知道花環上的名字「彭孟緝」是誰，沒想過後來的數十年間，她親身經歷了公公在官場上受盡羞辱、打壓，也看見婆婆在社會局勢下於家庭中的委屈和傷痛。

之所以書名為《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 》，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是秋霞在進入蔣家後，每夜溫一壺酒、準備兩個杯子，聽蔣家父子談論時事，就這樣夜夜拼湊出當時的社會樣貌、家族景況，也更了解多桑的正直為人與理念；第二個是秋霞在父親過世後移居美國，我去美國時就特別喜歡聽母親說著過去那些瑣碎、重複的往事回憶，雖然我當時沒有想出書，卻也筆記寫下了許多精彩的經歷，後來成為這本書重要的歷史依據之一。

一定要搞清楚真相，才能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而原諒也是源於你真的了解真相，你才可以說這是時代悲劇。

我想提起章孝慈先生，他終身未改自己的姓氏，我還記得他曾去找阮美姝老師，希望能為二二八做點什麼。他並不是因為自己的祖父對台灣歷史造成的傷害而來贖罪，而是純粹作為一個學者，希望能好好釐清歷史的真相。

同樣地，我是全然誠實、真實地研究和撰寫這段歷史，若有錯誤我也很樂意承認，或許是身上流著祖父蔣渭川的正義感，以及事事求是、講道理的那份精神吧

阮美姝老師曾提醒我：「研究二二八是為了愛，不是為了恨。」，這也是我研究二二八的初衷，只有了解真相，才能真正放下情緒、原諒過去的錯誤，還要記住歷史，不要被扭曲的記載蒙蔽了心智。我希望告訴觀眾與讀者，我們這一代的功課是不要留下疑問給下一代人，這就是我從事二二八研究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