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節錄自5月17日講座 )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人們對日常空間的「習以為常」。

許多微弱的歷史痕跡仍然殘留在城市空間，當我們在其中生活、工作、求學，不太會主動意識眼前的空間與歷史、前人的關係，一種幽微的延續。

但當我們試圖透過「場所」說故事時，迎面而來的往往不是原貌。即使現址還在，也很少有人會在記得這裡曾發生過什麼。

近年來，二二八成為國定紀念日，讓全民每年有機會討論與思辨這段歷史。

二二八最具代表性意義的歷史現場、事件導火線的發生地天馬茶房，在日治時代原本是棟相當摩登的建築，貼著面磚，有霓虹燈箱招牌。原址拆除後，後人嘗試以現代手法重建出的老屋的樣貌，但只有結構與立面相似，實際樣貌早已與歷史相差甚遠。這凸顯了歷史場景被重新建構時的困境：建築構造本身往往難以重現，而記憶又該如何延續呢？

堆疊的歷史與記憶

談到空間的轉型正義，必定會提到不義遺址的議題。

左轉有書周遭，其實充滿不義遺址的痕跡。市民大道旁的華山車站，原是日本時代的貨運站，在戰後改為現在的名稱，雖然月台和倉庫已經拆除，但地基仍在。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由此處登上火車，接著被送到基隆、轉往綠島監獄。

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的文資審議，許多委員認為華山車站建築並不美觀、也沒有特殊建築價值，因此難以保存。後來政府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不義遺址保存條例》，這些在過去被視為無文化資產價值的遺址，才得以因其背後重要的歷史身分而保留下來。

左轉有書對面的喜來登大飯店，昔日是國防部臺北軍人監獄。在受難者的口述裡，監獄中環境陰暗濕冷，每天供應兩次一缽飯，飯會澆一杓湯，是用高麗菜煮成的，然後在湯裡倒一點明油。

受難者們也提到，最緊張的時刻是凌晨四、五點。會有囚犯凌晨被帶去馬場町，再也沒回來。

一位受難者的口述裡記下：

「我到達時初冬，初夜陌生失眠，三更半夜忽開監門。我驚嚇未醒中，看同監各個打衝鋒一般往外衝跑，只好跟隨著衝，跑到一排排盥洗台，看見先到的人打開水龍頭，用小口杯接水，猛往身上澆。」

他們曾用這種方式洗澡的地方，而今成了高級大飯店。臺灣的地景堆疊，許多歷史在同一塊地上發生，後來的人們也未必想知道過去的傷痛過往。

其實白色恐怖無處不在，存在所有你想得到的、和未曾想到的地方。

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是關於火車鐵道修復跟再利用，而探索臺鐵的歷史，也能看見黨務系統滲入國營事業的痕跡。除了刊物審查、人事控制與特務監視，台鐵今日仍在使用的圖徽，是鄭福春設計的。他在任職鐵路局科期間被控涉入「共諜于非案」，遭到國民黨政府槍決。

談到場所記憶，相信大家都會想到著名的威權象徵：中正紀念堂。這塊基地原本在日治時期是步兵和砲兵的永久軍營，也曾迎來日本皇族視察，戰爭期間覆滿偽裝草皮避免空襲，戰後更成為三大司令部共用的巨大軍營。

也曾計畫在此打造大型經貿園區，當時甚至已完成超高層大樓、會議中心與輕軌系統的設計，但因為蔣介石的過世，紀念需求很快取代了開發計畫。在中正紀念堂競圖過程中，原本被評為第一名的方案因蔣宋美齡的個人意見，最終未被採用。

威權時代下政治力量往往凌駕專業，成為空間形塑過程中不義的一部分。近年，民間發起中正紀念堂園區的競圖，希望引發人們從威權象徵、市民生活、政治社會動員、藝術文化等多元的城市生活經驗，重新看待、想像這個空間的各種可能。

歷史空間的轉型正義在臺灣才剛起步，而海外已有許多國際經驗值得我們借鏡。

從海內外經驗回望台灣空間轉型正義

同被日本殖民過的韓國，其總督府建築被視為殖民壓迫的象徵，即使戰後曾改為博物館用途，但在民族情緒的渲染下，為強調民族主體性、清除日本統治象徵，1995 年決定拆除。

在德國，多數納粹時期建築則被保留下來，但所有納粹符號都被徹底抹除，並透過空間轉用的方式，削弱威權建物的壓迫意義。希特勒在奧地利的出生地，曾被新納粹視為朝聖地，在當地居民不堪其擾後，建物的外觀和用途都被改造過。在失去政治象徵後，轉型成地方行政與社區服務中心。

回到臺灣，關於威權象徵的處置，至今仍常繞著社會氛圍和行政機關的態度打轉。以蔣介石銅像為例，儘管促轉會早已建議將其移除或進行多元處置，許多校園依然視銅像為「校史的一部分」而予以保留；中研院曾以遮蔽壓克力板的方式暫時遮掩銅像，又在爭議過後默默撤掉遮板；台糖更曾為了保留蔣介石銅像，援引文化資產法提報，令主管機關感到困窘。

銅像的轉型正義不僅止於蔣介石銅像一例。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台，政權長期藉由吳鳳神話塑造「文明化與野蠻」的框架，使原住民族群長期活在歧視的陰影之下，這段神話在民主化浪潮後受到質疑和挑戰。最終，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雕像被推倒，其神話也逐漸從臺灣地名、教材中消失。然而，鄭成功的雕像因其在漢人史觀中具有正面形象，儘管其統治有壓迫原住民族群之嫌，至今卻仍被視為重要古物。

這顯示臺灣在轉型正義中，面臨多元族群的史觀不夠普及的挑戰。曾長年任職監察院長的于右任，國民黨政府為滿足其「葬我於高山兮，望我大陸」的遺願，不辭在玉山主峰上設立其雕像，在設立後屢遭破壞，最終下落不明。

這些不同雕像被保留或移除的命運，反映了不同歷史人物在當代社會中的的評價、被接受程度的差異。對於場所記憶的敘事、記憶和轉型，仍有待更多人願意走進過去、進行對話，並肯認這些公共空間並非超然中立，而是參雜了複雜的認同轉變、社會意識的前進與政治力量的左右。

從認識日常空間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權力如何在其中留下痕跡，民主化過程中人們如何透過行動，重新創造新的意義。這些公共空間與象徵並非全然中立，它們承載著記憶、權力和政治意義，拆除、轉用、遮蔽、移置或重新詮釋，都是社會如何與過去對話的方式。

臺灣在經歷威權、抗爭與民主化之後，不斷學習以更多元的方式面對威權歷史，而每一次的調整與再創造，也都在形塑未來如何理解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