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李延禧因叛亂案不敢回台、客死異鄉，我們家族更因此流落海外多年，所受的痛苦，並不亞於受判刑執行的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何我們不能獲得國家賠償？」李女士詢問道。

「李女士不好意思，令尊的情況是因為國家沒有執行其死刑判決，故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規定，本會無法給予他在生命刑、自由刑上的補償，但過去政府依據《懲治叛亂條例》沒收令尊的財產，仍得依據本法申請補償，只是這部分需要您們家屬協助舉證。」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專員回覆說道。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政府，竟能在當事人未到場的情況下，宣判他死刑？並據此沒收他全部財產？當事人李延禧，為台灣第一位哲學家、台灣茶業之父李春生的孫子，1896年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返國述職時，李延禧便隨祖父李春生東遊日本，開啟了其日本、美國的留學路。1910年李延禧取得紐約大學商科學士，並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深造，為台灣最早的留美學生；學成歸國後，協助家族石油代理、進口事業，並創辦新高銀行和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成為台灣金融鉅子。

新高銀行和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歷經了整併，在戰後為台灣工商銀行（1949年又更名台灣第一商業銀行）、台灣產物保險公司所繼承，李延禧更因為握有可觀的公司股權，而被選為台灣工商銀行第一任民股常任監察人，並協助國民政府處理銀行在日本的資產，以確保利權。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殘酷鎮壓發生時，李延禧以在日僑領的身分，為故鄉台灣發聲，並投書北平等地報紙，希望政府能公平對待台灣人民、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此事卻成了被羅織罪名的口實，而李春生家族也因擁有龐大的財富，成為了當局覬覦的對象。1949年為參加第一銀行董監事會，李延禧曾短暫回台，但在獲知即將遭當局通緝的消息後，便在兩位兒子的陪伴下匆匆返日，1955年李延禧遭台灣省保安司令部（1958年併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裁定為叛亂犯，財產全部沒收，李延禧受此打擊，中風後不久辭世。李延禧的家屬更因此寓居海外，直至政治民主化後方能返台。

不只公司股權被沒收，李春生家族的房地也因李延禧被宣告叛亂罪，而被當局裁定分割，當時的法院卻不是按照法律上李延禧的繼承持分進行分割，而是讓警總成為了最大的地主，警總更在取得李家的房地後，把房地分給了海軍電台等單位，國防部也用一部分土地建造軍人眷舍，最離譜的是當局將部分土地持分標售後，除了特務能因此分到處理沒收財物的獎金外，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更行文標售沒收財物的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要將所得價款充作泰源監獄第二期工程之用；一個為台灣人發聲的金融先驅，其財產不只遭到當局剝奪，甚至用來建設關押政治犯的監獄！

2006年李延禧歸葬臺灣，回到了他離開57年的故土。李延禧家族長年居於海外，檔案資料都在政府手上，家屬能如何舉證呢？但因為李延禧的財產實在難以計數，家屬最終獲得20個基數（新臺幣200萬元）的補償，這是當時政府對因政治案件被沒收財產的人，所能給予的最高補償。但在司法上，李延禧仍是有罪之身，直到2019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特別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授權，以行政公告的方式撤銷李延禧的有罪判決。既然已是清白之身，當初依據《懲治叛亂條例》所沒收的財產，即應返還給李延禧家屬；2024年，李女士終於從總統賴清德手上拿到了其父親李延禧的名譽回復證書，但李延禧的財產，至今仍難以返還給家屬。隨著李延禧的歸葬、有罪判決的撤銷，希望台灣轉型正義工程的進行，能讓李延禧的故鄉──台灣，成為其家族真正的歸屬。

（下圖為1968年國防部將李延禧房地標售事務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所得價款充作臺東泰源監獄第二期工程之用；當時的行政院長（兼任副總統）為嚴家淦、國防部長為蔣經國。）

林志成從未想過，恐懼竟能成為一座無形的牢籠。

他的雜貨店佇立巷弄，米糧、醬油、香菸整齊擺放，報架只放政府允許的刊物。每天，他數著零錢、遞出找補，偶爾抬眼望向街道，憲兵哨聲與臨檢像呼吸一樣規律。店門口懸掛的白熾燈泡，照亮了街邊攤販，也照亮那些時時監視著他們的眼睛。

某夜鄰居阿國被黑衣人帶走，沒人知道原因，也沒人敢詢問。翌日，巷口的公佈欄貼上紅紙：「檢舉有功，國家安定，請市民踴躍提供可疑分子情報。」紅紙在風裡顫抖，像是一隻無形眼睛，冷冷地注視每一個人。

志成的店裡偶爾有巡邏兵進出，他們不買東西，只是目光掃視貨架與顧客臉孔，彷彿人們的表情與動作都必須經過監控【1】。他學會不多話，知道沉默比任何話語更安全。

他的老友阿坤過去是教師，卻因一次飯局上的玩笑，被指控「思想偏激」，學校逼他提前退休，從此消失在街坊間。那些年，許多老朋友都悄無聲息地淡出他的生活，沒人會主動找他聊天，寒暄也變得謹慎，言語間的空白越來越多，彼此的距離越來越遠。

有一天，一名年輕女子走進雜貨店，低聲問：「老闆，請問有《自由中國》嗎？」

志成心臟一緊，手上的銅板差點滑落。這本雜誌早被查禁，主編雷震更因「叛亂罪」入獄。【2】光是聽見這名字，他便覺得周圍的空氣變得稀薄。

「這種書，不能問。」他壓低聲音，視線飄向門外。

女孩沒有離開，反而低聲說：「我哥哥因為它被帶走了。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字，讓政府這麼害怕？」

她的聲音如石子投入心底，讓志成想起那些失蹤的朋友、那些消失的名字，記得有人曾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這個政府怎麼這樣？」便從此杳無音訊。【3】

政府的手不僅長，更冷。

那晚，他輾轉難眠。這些年來，他小心翼翼避開危險，認為只要不涉足政治，便能安然度日。但那些年輕人——那些敢於發問的人——難道真的都是壞人嗎？

數日後深夜，他在窗後看到幾名軍警衝入女孩家，將她拖上車。她母親跪地哭喊，卻沒人敢上前阻止。黑夜裡，哭聲被迅速吞沒，只剩一盞忽明忽滅的路燈，孤零零地搖晃。

他忽然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恐懼的問題，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隔絕。他弟弟曾是報社編輯，卻因一場整肅失去工作，如今隱姓埋名，不敢通信。街坊鄰里開始用眼神交流，聚會時沉默取代了言語，連家人之間也習慣回避政治。

日子繼續過去，外頭的風聲更緊了。市場上，一名老婦因為抱怨米價過高，被幾名憲警帶走。她的哭喊在市場裡飄盪了一會兒，最後消失在圍觀者低垂的眼簾後。

1987年7月15日，戒嚴正式解除。【4】然而，當晚他仍從夢中驚醒，彷彿耳邊還有那晚的腳步聲與哭喊。

隔日，他走到巷口，看見曾貼滿檢舉公告的公佈欄如今空無一物。街道上的人來來往往，彷彿什麼都沒變，彷彿恐懼只是昨夜的一場夢。

但他知道，恐懼並不會因為一紙公告就消失。

多年後，他仍習慣說話前先環顧四周，仍不敢提及那些消失的名字。自由或許來了，但他早已學會沉默，學會低頭。

他的世界，從未真正解嚴。

【1】 1950至1970年代，台灣物資配給嚴格，政府限制價格與物品流通，並透過特務監控市場，導致民生困苦。百姓稍有怨言即可能遭受檢舉，被視為「動搖社會秩序」的嫌疑分子。

【2】《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案（1960年）：《自由中國》是戰後台灣最重要的自由派刊物之一，主張民主憲政。1957年，該雜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主編雷震等人於1960年遭逮捕，以「叛亂罪」判刑10年。

【3】白色恐怖與檢舉制度：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透過《懲治叛亂條例》，鼓勵民眾檢舉「共諜」，導致許多無辜百姓因個人恩怨或隨意言論而被捕，甚至處決。

【4】戒嚴時期從1949年開始，持續38年，是全球最長的戒嚴時期之一。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但政治審查與監控並未立即消失，白色恐怖的影響持續多年。

時間記不清，但他還記得那個伴着大半生的城—旗津。旗後空氣裡總是帶著鹹味，倚望海的燈柱是鹹的、破碎離離的道路是鹹的，「七月天漚鬱熱」，果真。他不甘願地踩上鐵馬，逆著光、往學校騎去。書包沉甸甸的，路是上坡，汗涔涔的少年向對面賣紅茶的阿伯淺淺一笑。此刻，純白如雪的微笑能換到一杯免費的紅茶；多年後，能換來為他死心塌地的女人。

「阿伯！gâu-tsá（早安）！」他們聊得不多，君子之交淡如水。他知道阿伯是 賣紅茶的，而阿伯知道的遠比他多更多。眼前的孩子青春的肘彎遮住書包的前 幾個字，卻早早看穿這孩子的來歷：「……產職業學校」。「少年人哪會遮古錐hannh！來！紅茶！」他接過，說一聲多謝。

「台灣省立高雄水產職業學校」到了，金屬雕琢的校徽鏽蝕：雄…… 產……，也許是錯覺，少年總覺得每一天那些字又剝落了些筆畫，好似含冤的 鬼。

教官天未光就在校門口站崗。聽說他是反共義士，國家感念其功勳，安排官舍，高層請「食桌」，吃著吃著功勳全進腹中，少年心想：「反共義士頭人 腹肚定著愛遮爾大。」

「二班班長！『啷』記著啊，最近騷亂，校方一定處理，提醒同學好自為 之！」教官震天喊著。少年確定是四川口音。他清清楚楚記得隔壁班導師聲聲丟擲的辛辣：「你們這些包穀豬！不如隔壁小澎！小澎省事！」又澎又豬的， 弄得少年餓得不行。過了很久一個摯友才跟他解釋，原來「小澎」是「小朋友」念糊的發音；「包穀豬」是「光吃飯的豬」；「省事」是「懂事」的意思。

少年知道教官口中的騷亂是什麼。這陣子同學們常將外省人同學拖到操場 後緣痛毆。數日前，王同學罵了句「屁窒仔（phuì-that-á）」，一拳打歪黨同學的鼻 樑；而更早些，黨同學嘲笑他父親「不懂溝通」，才會丟了那口公家飯。那日之 後，同學開始選邊站，煙硝味一天濃比一天。少年很無奈，他是班長，必須處 理這件事。再過幾天，「上面」就要來了。

拉開病房門，滾輪扯出年久失修的焦響。我將窗簾拉開，燒紅的天空，陽 光潑進房內，外公還在睡。醫生查房的時間到了，遠遠地，我聽見皮鞋敲地的 聲音——皮鞋聲近了，同學把後門鎖緊。班長正在進行最後確認。

「我們沒有把你打吧！沒有吧！」班長近乎哀求。「你不要吼我！」「我 沒有吼你！我只是說話大聲一點！對不起！」班長跪下來，哭了：「記得說我 們沒有打你，我們沒有……」這是真的，騷亂發生以來，班長幾乎用命保護外 省同學，他的脊椎甚至被打青一片。同學的爸爸工作被空降的外省人擠掉了、 同學的媽媽被迫改嫁給低階軍官…….班長卻保護外省人，「應該啦」。

同學耳貼著後門，尖叫聲、拖行聲與止不住的哀號陣陣捲來。皮鞋聲止在 門口，前門被撞開。軍棍、墨綠高領、黨徽。黨徽說：「你！起來吧！老實 說，誰打你？」焦同學站起。眾人不回頭，手掌交疊，雙腿併攏。黨徽更慈愛 了：「不用害怕，說吧，有沒有人打你？」邊說邊拉起焦同學的袖管、褲腳。 「打在哪裡呢？」黨徽繼續尋找。

「沒人打我！我誰啊。」焦同學笑笑地說。多年後，班長說，焦同學在軍 人走後哭了足足半小時。那天下午燠熱無風，幾位同學被當場殺在操場上。現 場沒留下多少證據，唯一的共通點是受難者們書桌上都放了杯，清涼的紅茶。 兩個月後，鳳凰花開，二班畢業了。

傍晚，外公劇烈痙攣。數據正常，不是生理問題。護理師說他嘴裡喃喃有 聲，要我去聽。我握住他的手，耳貼近唇。或許是血脈親情，不到幾秒，我便 聽懂了。「不要皮鞋……我們沒有打他……我們沒有……對不起……。」 那年夏天，外公就反覆唸著這幾句。後來，二度中風，他縮得更小，不說話了。

這是我爸跟我說的事。他年輕時，有天無意間問起我祖先的一把舊鋤頭——放 在陽台角落、沒人敢動，也沒人敢丟的那一把。

「那鋤頭啊……」我爸當時說，「那是你曾祖逃過一劫的證據。」

事情發生在戒嚴最嚴的時候，約莫六〇年代末期，那時候台北市不像現在這樣 自由。空氣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壓迫感，尤其是在羅斯福路那一帶——那裡學 校多，書店也多，是讀書人的地盤。政府對這些地方格外敏感，因為他們怕有 人「想太多、問太多」。

我祖先，那時還不到老，雖然有讀過書，也愛讀，但因家裡經濟困難，日子靠 自己種些菜、做些粗工補貼。他一半時間看書，一半時間下田，兩種身分交錯 在他身上。

那天中午，他才剛從外圍的地翻完一小塊菜田回來，太陽大得像要把人蒸熟。 他滿身是汗，褲腳沾著爛泥，肩膀上還扛著鋤頭。走到羅斯福路邊的巷子口 時，迎面碰上一隊持槍的士兵。

那群士兵穿著制服，皮帶上掛著刺刀，一看就不是巡邏那種。他們眼神沒溫 度，像是在找人，又像是在等人犯錯。

「站住。」

我祖先被叫住了。他停下腳步，鋤頭扛在肩上，眼神不敢亂飄。他說，那一 刻，空氣像是凝住了，時間變慢，彷彿連汗水從下巴滴下來的聲音都聽得見。

他身邊剛好也站著一個年輕人，白襯衫筆挺，胸前掛著眼鏡，看起來像剛從師 大或台大出來的學生。什麼也沒說，也沒做什麼。

士兵先看了他們兩人一眼，又掃了一遍後背，似乎在找口袋裡有沒有什麼「非法出版品」或是筆記本。

「你去哪？」

「翻完地，要回家吃飯。」我祖先語氣平，手沒有舉高，也沒放下。他知道， 太多動作，會惹麻煩；太少動作，也可能惹麻煩。

那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沒有說話，只是稍微點了一下頭。結果下秒，就有兩個士兵上前把他反扣在牆邊，動作快得像練過。他臉上那時才開始出現驚恐，但 已經來不及。

我祖先站在原地不動，士兵只瞄了他一眼，像是在判斷：一個滿身土、手上起繭的農夫，不會是什麼「思想份子」。然後就讓他走了。

他說，那一瞬間他沒什麼感覺，只是想著快點離開。但後來回想，那一眼，可 能就是生與死的分界。

幾天後，有人去新店溪邊撿野菜時，看見了幾具屍體。人是臉朝水面躺著的， 雙手被反綁在背後，拇指扣著拇指，像是怕他們還會掙扎。每個人後腦都有槍 傷，一排人，像被世界遺忘的名字。

我爸說，附近有些住戶說，那幾個人裡，有一個就是那天巷口被帶走的那位年 輕人。他只是站錯地方，穿錯衣服，看起來太像「有念頭」的人。

祖先沒再提過這件事。但那把鋤頭他一直沒丟，也沒再用。就那樣一直放著， 像個證人，像個沉默的回憶。

我爸後來說：「你知道嗎？我們家的命運，可能是靠那一身泥土換來的。」

後來我再問爸爸，那時候到底是抓什麼？他只說了一句話：「那時候啊，不是怕你有做什麼，是怕你知道太多。」

那個時代，不是要你學會什麼，而是要你學會閉嘴。越安靜，越安全；越無 知，越能活下去。你不必有立場，只要看起來沒有想法。

祖先後來活得很小心。他沒有再參加什麼聚會，也不常看報紙。偶爾會翻書， 但也總在翻一會就把書闔上，用毛巾蓋著。他不像以前那樣滔滔不絕，講話也留三分。他懂得什麼話該說，什麼話只能在心裡說。

那把鋤頭，一直放在陽台最角落，後來長了銹，長了時間，也長了故事。我有 時會想，要不要把它丟了，但每次要動手，心裡都會浮現那句話：

「那不是鋤頭，是你們現在可以活得像人的證明。」

我想，這或許就是戒嚴時代最陰森的地方——它不見得會殺你，但它會讓你， 連「知道」都變得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