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紙徵召令，將剛新婚不久的父親從台南農村扯往硝煙瀰漫的金門前線。他才與母親成親不久，正值人生最溫柔的時光，卻倉皇離家，背起鋼盔步槍，奔赴他從未想像過的戰地。

「這裡不是你熟悉的地方了。」進營第一天，一位滿臉風霜的老兵冷冷地說了一句。父親當時一句也聽不懂，只覺得那語氣冰冷刺骨，像是警告，也像是註解。多年以後，他才明白那句話的意思。

父親讀的是日本時代的小學，只會講台語與日語，對「國語」毫無概念。而軍中唯一能通行的語言，正是這個他一句也聽不懂的「國語」。白天的操練如同煉獄，口令如雨點般砸下，他只能依稀從動作中揣摩含義。夜裡，他常從惡夢中驚醒，渾身是汗，耳邊迴盪著模糊而刺耳的吼聲與命令——那些他無法理解，卻無從反抗的聲音。

那是一段壓迫與恐懼深植人心的年代。戒嚴統治如巨網罩下，一個眼神、一句話，都可能被解讀為叛國的證據。父親與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子弟兵，在陌生的語言、陌生的環境裡，如行屍走肉般掙扎求生。語言不通，他們唯一能倚賴的，是觀察與模仿老兵的每一個動作——

「他怎麼站，我就怎麼站；他怎麼舉槍，我就怎麼舉。」

最令人不安的，莫過於那場每週一次的「是非測驗」。

這並非一般的紙筆考試，而是一場口頭應答的心理戰。答案寫在小紙片上：「0」代表「是」，「X」代表「不是」。考題設計充滿陷阱，每句話都帶有弦外之音，句末常常是關鍵提示——或是誘導，或是試探。

「你知道祖國正在召喚我們反攻，是不是『是』？」答案是 0。

「國語聽不懂可以不要學，直接講台語也可以，是不是『不是』？」答案是 X。

長官的聲音冰冷如刀，尾音拖長，省腔濃重。他們只能屏氣凝神，專注在那句話最後幾個字裡，試圖從語調高低或眼神閃爍中猜出「正解」。這些台灣年輕人，只能像被訓練的動物般，察言觀色、機械應答。每一次錯誤，都可能招來禁閉、體罰，甚至更嚴重的懲罰。

父親說，那像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試煉，一場精心編排的精神折磨，一場陷在「是與不是之間」的噩夢。

某個深夜，同梯的阿欽因答錯問題被帶去禁閉室。那晚風特別大，兵舍外的狗狂吠不止，鐵門被風吹得嘎嘎作響。整個營區像籠罩在詭異氣息之中。隔日清晨，禁閉室空了，阿欽卻再也沒有出現。

有人說他逃兵未遂，被當場槍決；也有人說他在禁閉室裡絕望自盡。但父親說，那晚他夢見阿欽跪在操場中央，臉色慘白、神情驚恐，一遍遍喃喃自語：

「到底是，還是不是？」

那夢境真實得像是一段記憶，而非幻覺。

三年後，父親退伍返鄉，已能說一口流利國語。但他再也不說夢話。母親說，只要他在夢中開口，隔天總會臉色蒼白，沉默許久。他說，因為每次一講話，就會夢見那個夜晚，那個聲音——阿欽的聲音，依然在耳邊低語：

「是，還是不是？」

在那漫長的戒嚴歲月裡，真正的鬼，不是黑影，也不是靈異，而是你無法選擇的命運，是語言成為牢籠，是信仰與忠誠被逼迫選邊站，是人在恐懼中活著，卻不能問「為什麼」。

那場持續數十年的審判，不是一場考試，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懷疑與壓迫——一場關於服從與存活的考驗。

父親一生未再多提那段往事。但我知道，那段日子，早已在他心裡刻下一道深深的陰影。他曾說：

「真正可怕的不是不能說話，而是你連話該怎麼說都不敢肯定。」

這，就是「是與不是之間」的真相。也是一整個世代，被迫在沉默與順從中，學會生存的殘酷歷程。

伴隨戒嚴左右的，是國家藉由緊急軍事狀態所允許的總體暴力體制。本文從戰地服役的經驗出發，點出了威權時代對於普通人民對於身體習性到文化語言的種種規訓。

在肅殺年代，人們常有親友就此失蹤或者深夜入獄，但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去求證罪名或者力陳無辜。本文從軍中政戰考試的「是非測驗」出發，說明了威權統治者無孔不入設置了大大小小的忠誠檢查，但受試者卻對基本的是非失去提出質詢、謹慎求證的道德勇氣。

清楚勾勒出戒嚴時期普通人心中的深層恐懼：真正的鬼，不是黑影，也不是靈異，而是那種無法選擇的命運；是被禁錮的語言，是信仰與忠誠被迫選邊站；是人在恐懼中掙扎求生，卻連一句「為什麼」都不敢問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