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二下轉學到了台中，對從台北下來的我而言生活的各種事都很新鮮，例如像是學校外大麵羹店牆上，會張貼穿著清涼的女模特兒的舞廳廣告等等，那些都是跟台北很不一樣的光景。

雖然轉到了異地，但校園生活沒什麼太大不同：每天都要穿著像軍人一樣的軍訓服升旗，像是軍人一樣接受教官訓誡。所以那時候的外國人來台灣都很困惑，以為台灣到處都是年輕的警察跟軍人。而且，每周都要寫週記。在週記中，我會分享我在日常中的發現，我的導師也蠻喜歡看一個台北來的學生對這座城市的觀察。寫久了，開始沒什麼好寫，就會轉寫些別的內容，偶爾抱怨生活，自認為是文青，無病呻吟一下。反正，老師說，這是可以自由書寫的空間。

有次過年後，教育部公告了新的升旗入場儀式。新的升旗規範要求每天國旗進場時，需四個人莊重地拉平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謹慎緩慢地沿著操場上的白線入場。老實說那個場景很像tshut-suann（出山，台語：出殯），當然我沒講出來過。但升旗真的很無聊，尤其每個男生都要戴「大盤帽」，只要太陽一出來，還沒第一節課汗已經浸濕了卡其色的軍訓服。再想到早上的各種考試因為升旗而拖延，心裡更是絕望。當旗子映著青天白日升起時，大家其實都各自聊天打發時間。所以我在週記上寫了對於這個新規定的反思：「因為升旗延長所以早上的考試時間會拉長，大家又都在聊天，根本沒有達成那個規範想達成的莊嚴肅穆感，不如說是適得其反。」

兩週後，週記抽查。我毫無預警地被叫去教官室約談：為什麼要寫這種內容？對國家有什麼意見？我是個好學生，只知道教官室目的是來維持校園安寧，也一直都這樣相信，更沒想過有天會因為我寫的內容進去教官室，我一點也不知道教官有思想檢查的業務。

我爸爸知道這件事之後，他並沒有責罵我，但隔天就辦好我的入黨手續了。我接過他手中的藍底白日圖的黨證，彷彿縮小版的國旗一角捏在手上，翻開來裡面當然是忠黨愛國的字句。平常老師在課堂上公開鼓勵大家加入國民黨，入黨有很多好處，像是國家考試就比較順利、未來升官也比較快，所以我也沒怎麼對入黨的事感到排斥，就當作是擁有了一個黨的護身符。以當下來說，算是因禍得福吧。

但我也只是個高中生，那時內心小劇場很多，我會擔心家裡被搜，家裡因為我而出事。但其實，那樣的恐懼也沒有很具體，不如說是我自己的幻想，因為那時候的消息來源其實很有限，更不知道什麼是「白色恐怖」。

大學聯考，多虧我的三民主義考了90幾分，讓我順利進入了大學。沒想到，多年後某天我在大學校園裡竟然看到了當初關心我那個教官。他升官了，左胸口別上的是裝飾更為繁複的軍徽，或黨徽，我分辨不出來。而他竟然還認得我，向我的方向走來，似乎想要寒暄，但我低頭裝作沒看到，繼續往前走。畢竟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問我，那年三月台北的事。

我也問了在高雄長大的母親對於戒嚴時期的記憶，問她對美麗島事件有沒有什麼印象。

「完全沒有啊，怎麼會有？我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這件事。」

那天小女孩一如人生中的每一天，大聲唱著國歌，她需要擔心的是考試能不能滿分、今天的頭髮有沒有維持完美的耳上三公分。幾個街區外，那場喧囂不該存在於課本裡，也不該出現在她的記憶中。

三民主義 吾黨所宗。

青天下，少女與少年們挺直著背、瞇著眼望著旗子緩緩升起。

白日之下，沒有陰影，也沒有反抗的人。

＃本文也是一個「沒有反抗者」的故事，關於威權象徵如何被神聖化、普遍化，就此塑造不敢開口的順民。文中主角只是因為質疑升旗典禮的行禮如儀，就被叫到教官室詳加盤查。對於資訊封閉的中學生來說，很可還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但顯然爸爸非常清楚，於是「隔天就辦好入黨手續』。

值得思考的是，在國家暴力的陰影中，一般人民顯然沒有選擇，打不過只能加入──共犯結構於焉誕生，因為受壓迫者會慢慢學到教訓，棒打出頭鳥、牆倒眾人推，在如此不安全的社會中，依附加害者或許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一個世代共同的記憶——寫週記——為起點，延伸出當時處處充滿紅線的社會氛圍，以及統治者慣用以「入黨」來納編。看似簡單的日常，卻勾勒出那個時代壓抑與控制的歷史圖像，讓人重新看見過去的權力如何滲透至生活的每個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