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作品集(二)】

消失的好奇
欸里

民國64年,國小四年級的某一天,整間學校從我們班到隔壁班、老師到同學,所有人都在位置上站得直挺挺的,啜泣。聽說那天,全國都感慨不捨地哭了。

邊擦著難過的淚水,邊偷瞧見了——全班只有我喜歡的那個他,把頭垂得低低的,抿著唇,卻沒有掉一滴眼淚。

家裡排行老三的他,名字叫做「重慶」。我還知道他的兄弟姊妹名字分別是興隆、桂芳、渝華,聽說這些名字都是來自對岸「祖國」,我有些羨慕,比我的「雅君」好聽得多。他笑著說連他爸媽都不曾去過那些地方時,笑得有點無奈。

放學後,我們像往常一樣朝同一方向回家。我問他「為什麼今天沒有一起哭?」

他反問我,妳又是為什麼而哭呢?

「可能像〈火鳥〉的故事一樣,某個英雄死掉了,大家很難過吧?」我說道。實際上,卻對自己在那當下挺著 身子掉淚的情緒感到無以名狀。

「你家治想看覓」(lí-ka-tī siūnn khuànn-māi,你自己想想看)。每當我認真而好奇地問他問題,他總這樣笑著回答。 後來知道了,那時的情緒叫「惆悵」。

更久後理解了,那僅是毫無意義的眼淚、時代下的思想薰陶,集體催眠般的潛移默化。

我的父親來自廣西,嚴格而傲慢;母親則是本省人,從小台北長大。在父親眼裡,母親是個外貌姣好之外 一無是處的台灣人,一切言行興趣習慣乃至親族,他都不屑一顧。

在家裡,我們彷彿不是母女,而是兩個時時較勁著誰表現更優秀的對手。而從父親對待我倆的態度看來,母 親似乎是相較下不夠優秀的那個。

不只緊迫逼迫課業,一直到我後來升上國中、高中,父親也要求我參加青年團、合唱團、學生會,甚至透 過關係讓我擔任升旗手、歌曲比賽指揮。自小我便不被允許接觸所謂的低俗事物——布袋戲、歌仔戲、台語 與日語歌曲。中國人就該有生為炎黃子孫的驕傲與自覺,唸書之外,我只被允許學習書法和英語。雖然他也 「喜歡」聽我唱歌,總要我把〈國旗歌〉、〈我們的國家〉及〈梅花〉倒背如流,替我口齒清晰、字正腔圓的「堂堂正 正的中國人」歌聲感到驕傲。他總一再強調文憑的重要性,好好用功、去美國拿到學位、出人頭地,屆時全家 再一起回祖國看看故鄉。

我應該要討厭重慶才對。重慶的成績一直都稱不上出色,但我知道他其實很聰明,好奇心旺盛的我會偷偷跑去他家找他玩。他的父母有著異國學者般的淵博知識與氣質,與父親身上那股老舊乏味的書卷氣息並不一致。他們總親切與我分享令人驚豔的「低俗事物」——日語唱片、漫畫、故事書。 「爸媽有時會用日語對話,只為了不讓我們小孩聽懂內容,」他說自己最近總偷聽,想試著聽懂。

我們兩人本能性的,在他家人以外的人面前從不搭話,在學校也身處不同小團體,故作彼此不熟。僅隔兩條巷子的兩家人,父親打從一開始就不允許我跟這一家子有來往,只因他們是那種老講著台語跟日語的家庭。尤其以父親的觀點,他們一家人連說國語都帶著庸俗粗鄙的腔調,令人憤怒。

即使那「俗氣」腔調,我聽著滿是溫柔。

我像是被撕裂開又縫補了起來,唇舌在出生那一刻被父親給切下,縫上他遠從家鄉一同帶來台灣的「有格調的」一張嘴;耳朵是隨時不堪負荷,充斥滿載咬字準確的國語英語,只能從偶爾一絲「低俗」曲調中獲得緩 解及療癒;眼睛給現實扼殺了,不願面對,只是硬生生塞進空洞裡的、毫無靈魂的汽水彈珠。

升上高中前,聽說重慶他們一家人被以「思想不正確」「閱讀禁書」等叛亂罪名帶走。 那天的世界一切如常,「鄰里間消失了一戶人家」,除此之外風和日麗,沒有人哭泣甚至沒有人提起。我記得自己後來繞去偷看他們留下的空屋,凌亂空蕩、血印子陌生,低俗一件不剩,好像重慶一家人從未存在過。

「你家治想看覓。」

但自從喜歡的他消失後,我沒有、也不想「家治想看覓」。

我的意識再沒有好奇過。

監控魔 戒嚴鬼
黃春蘭

我還在娘胎,父親就被捕,出生五個月大時,父親就因蔣介石大筆一揮「黃溫恭死刑 餘如擬」(原判15年),於 1953 年 5 月 20 日遭槍決。

悲劇並不隨父親的離世戛然而止,隨即家人們都烙印上「白色恐怖受難家屬」身分,遭監控長達近四十年,不論就學(無法出國留學)、就業(雖錄取了卻聘書遲遲不下來)、甚至婚姻(安排間諜跟我相親)都介入,無時不刻地被嚴密監控、被騷擾,造成我及家人無可彌補的傷害。父親在行刑前給家人寫下了五封遺書,文筆流暢,真情留露,感人肺腑,現在高中歷史課本已將我家的故事列入,我的名字也名列其中。

【媽的身分證】

家裡經常被查戶口,警察查完會在戶口名簿後貼的簽名紙上簽名與押日期,簽滿後就再貼上新的簽名紙,久而久之,我家的戶口名簿就厚如病秧子的厚病歷。而且只要一搬家,當地警察就如鬼附身,馬上現身。

媽媽一直活在監控驚恐之中,晚年失智,「恐懼」成為僅剩的記憶,一直到人生終點。她什麼人都不認得了,卻不時地在找她的身分證,常說:「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走的!」。我為了安撫她驚恐的情緒,用掃描複製的身分證讓她隨時帶在身邊。即使後來換新的身分證了,我幫她保管新的正版身分證,她仍然緊緊帶著舊版的掃描身分證。對失智的她而言,掃描的身分證新版或舊版反正都沒差。我握著她的手,安撫著她,母女間相連的血脈,透過掌心的溫度,緩緩流動了起來,實在令人心痛與不捨!

【留學的夢碎】

從小在媽媽及長輩們耳提面命口頭禪式「囝仔人有耳無嘴」的要求下,認真唸書。1975年6月我以還不錯的成績畢業於東海大學化學系,順利申請到西密西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的研究所全額獎學金,環顧四週,只有我是應屆申請到的。依一般程序請旅行社辦理出國手續,萬萬沒想到執政當局未曾給我隻字片語,沒有消息就是沒有消息,阻斷了我展趐高飛的留學機會。即使西密西根大學還保留了我一年的名額希望我能過去念書。一個自認從小品學兼優的女孩子家,百思不解有什麼理由不能出國留學呢?該怪罪的是在戒嚴下為所欲為一黨專政的國民黨,真是可惡可恨!硬生生地戕害有為青年,害臺灣少拿了多少諾貝爾獎(說不定包括我,開玩笑的!)。

【間諜的相親】

出國留學夢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一年後我到成大當助教,日子過得渾渾噩噩,行屍走肉,人生沒有目標。在某個暑假,系主任給我介紹正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結婚對象。就在我們相親後第一次約會時,他問我想不想出國?我沉默一會兒後,口是心非地說:「我不想出國。」(總不能對還算陌生的人說:我超想出國,但因是白恐受難家屬,而不被允許出國吧!)其實所有的親友都知道出國留學是我的生涯規劃,也是我的夢想。可想而知,我們的約會就無疾而終了。

沒想到,2020年我在促轉會看到我及家人的監控檔案,其中寫著:「......原申請獎學金 欲前往美國留學,因迄未接到通知,現表示不願出國留學......」(如左圖)。初看時,我直覺認為監控檔案中的紀錄不實。但是,再想了一下,勾起了那件早已忘記的相親事件的記憶,我不寒而慄,嚇到無法自主。後來,理出了頭緒,在監控系統中,是那位留學生當貼身間諜,負責接近我、套我話,並向其上線(那位介紹人)匯報說:「黃春蘭不想出國。」

【差砸的聘書】

1992年,我應徵高雄海專(現今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從30多位應徵者脫穎而出取得唯一的教職缺。但是,聘書遲遲下不來,人事室說在做「安全調查」,長達 1 個月之久,直到開學前3天,聘書才下來,我匆匆忙忙,舉家由臺北搬家至高雄。當時,已經解嚴5年了,我很是憤怒,想知道是誰還在「狐假虎威,拿雞毛當令箭」?

蔣公遺囑掉落糞坑事件
張烽益

我小時候在天母的士東國小唸書,當時美軍還沒撤走,假日就在美軍眷區與黑人小孩打籃球,有一天,家中的新力牌十三吋彩色電視,是當時住家附近巷弄少數擁有的彩色電視,突然變成黑白電視,平常搶著看的卡通與布袋戲,轉遍三台頻道完全看不到,因為「偉大的蔣公」逝世了。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我,回到原本應該歡樂吵鬧的校園,一下子,大家下課時都不能到操場玩溜滑梯躲避球了,大家每天上學都必須在手臂衣袖上紮上黑布,在學校都必須輕聲細語,不能嘻笑,學校發給每個人一張大約20公分長10公分寬的紙,上面用油印藍色字體,標題寫著「先總統 蔣公遺囑」,老師叮嚀這張紙必須摺好放口袋隨身攜帶,妥善保管不能弄丟,以後每天升旗典禮,校長會點名上司令台抽背,在校園裡走路,也可能被主任隨時抽背。

當時還是三年級的我,根本不知道「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這些字句所代表的意義,就這樣每天在學校或是放學回家,就是拿著這張紙猛背,囫圇吞棗,像誦經般整日背誦每天上學升旗典禮時雙腳發抖,深怕被抽中上台,但後來竟然也就滾瓜爛熟。

紙質粗糙、印刷字體遇水就模糊的蔣公遺囑,在某天的升旗典禮默哀完畢後,本來就相當嚴厲的訓導主任站上台,以悲憤口吻斥責全校師生說,有人在學校某間廁所的糞坑裡撿到了一張蔣公遺囑,到底是誰居然敢做出汙辱「 先總統 蔣公」的事,把它丟棄在廁所當中。我馬上摸摸口袋,幸好蔣公遺囑還在。不過,訓導主任要求立刻清查全校師生,誰的身上沒有那張紙,後來每天的全校升旗典禮都要呼籲丟棄者出來自首,這讓原本已經氣氛蕭瑟的校園,又增加了肅殺之氣,每個人都把那張蔣公遺囑,當作最珍貴的東西隨身收藏,深怕遺失。

按照常理推測,這張紙會掉下去是因為當時是直通式的廁所糞坑,應該是有人蹲下去時不小心從口袋掉出來,然後被下一個上廁所的人發現,不過,在這舉國哀悼的悲傷時刻,偉大先總統蔣公的遺囑,居然被棄置在糞坑,自然成為一件可能驚動國安的事件,幸好當時沒有網路媒體,並沒有上新聞,否則,校長不知要遭受多嚴厲的處分。

後來由於也很多人遺失了那張蔣公遺囑,難以追查是否有人刻意丟棄,這事件在「 先總統 蔣公」的靈柩從天母榮總移靈至國父紀念館期間,隨著全校師生長跪於中山北路六段校門口人行道上,集體大聲痛哭失聲而落幕。 先總統 蔣公離開以後,我站起來,摸摸疼痛不已的膝蓋,心中只想到每年總統蔣公誕辰,學校都會發送的好吃壽桃,以後還吃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