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島東路三號到馬場町，google 地圖上顯示，大約是 3.4 公里。

這短短幾公里，對一個世代的台灣人而言，是生與死的距離。

1950 年 6 月 21 日凌晨，顏世鴻正準備就寢，卻看見窗戶外兩位校警神情焦急，而樓梯間竟有陌生皮靴的腳步聲逼近。被帶上車後，顏世鴻先到了刑總拘留所－－三個月後，被移送至當時的軍法處看守所。

在顏世鴻的記憶中，軍法處的房中充斥汗的酸味、鉛重的空氣，然而只有一部通風機，無法應付七百人的呼吸。押房之間以木板牆相隔，早晨的「早點名」伴隨著鐵柵欄響動，他細數那些從青島東到馬場町的人：王超倫、葉盛吉，基隆案鍾浩東⋯⋯

在青島東路三號，即使空氣滯濁悶熱，原本總能睡得著。直到十月下旬的某天清晨，顏世鴻看見斜對面牢房，吳思漢那「臨死的典禮」，便再也睡不下去：清早不到五點起床，吳思漢以乾毛巾抹擦全身，並換上新的內衣與潔白的襯衫，靜靜坐在自己的位置，直到看守將鐵柵門打開，確認沒被「早點名」，才脫下外衣，回歸普通的牢房生活。這臨死的典禮持續，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吳思漢在馬場町遭槍決。

倖存的顏世鴻在十三年後出獄，在台北醫學大學繼續完成學業。1971 年十月，顏世鴻偶然來到台北出差。工作結束後的空檔，他坐公車在廈門街下車，一直走到馬場町一帶。這天和那年的十一月一樣，也下著濛濛細雨。顏世鴻獨自佇立在馬場町二十分鐘，任由細雨淋濕了滿頭滿臉。

在許多許多年後，為了那些永遠留在留在馬場町的故人，顏世鴻提筆寫下往事：「我認為人無判人生死的權柄，所以為你們的死亡，寫下了這麼冗長的、幼稚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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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4 月 10 日，高中三年級的張常美來到校長室。校長不敢看她的眼睛，只告訴她，有人要找她去問話。張常美跟著他們坐上吉普車，就此失蹤半年。家人苦苦尋找，直到五個月後，才知道她被送進了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

軍法處的女子押房在二樓。因為房間太小，必須與獄友們縮著腳輪流睡才睡得下。另一個煩惱是，被捕以後，月經整整一年沒有來，而吃了父親送來的藥以後，經血卻又大量流出，從來不曾經痛的張常美第一次感受到劇烈的疼痛。後來才知道，在軍法處的其他女性也都經期紊亂。

當時沒有衛生棉與熱水袋，因此每次看到有人清洗破布，並以鐵杯裝熱開水熱敷，便知道是月經來了。這是只屬於她們的默契。

女性的苦難不止於此。在張常美待在軍法處的日子裡，她還目睹了懷孕的曾碧麗因特務刑求而早產，下體大量出血，所幸孩子最終活了下來。

張常美說，老蔣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要放掉一個，而她就是其中九十九個。

於是從 1950 到 1962，張常美持續感受到只在獄中發生的劇烈經痛－－那大概是威權體制之下，專屬於女性身體的，血的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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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施水環的弟弟施至成被捲入「臺大工學院支部案」，開始四處逃亡。為了躲避追緝，施水環將弟弟藏在了郵電局宿舍的天花板，每日悄悄帶著兩人份便當回到宿舍，長達兩年。直到 1954 年，施至成的行蹤遭到告發，施至成在施水環同事接應下逃離，從此下落不明；而協助藏匿的施水環遭到逮捕，進入軍法處看守所。

施水環在軍法處待了兩年，一共寫了六十八封家書。第一封家書，寫在1954年 10 月3號。家書裡寫，因為剛來心情不安，生活還缺些東西，感到許多不便－－那時她剛來到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 60 房。

後來的信裡，從秋雨、冬至、聖誕節寫到新年，寫自己因為腸胃發炎而劇痛不已，也寫與難友間親密分享家中寄來的糯米圓，卻沒寫到自己在刑求中受傷，漂亮的右眼因此受創、腫大。

最後一封信，施水環還不知道死期將至。她在信裡輕快地要媽媽寄來花洋布，說是要做衣服，送給獄友的孩子。但兩天後，施水環與丁窈窕雙雙遭到槍決，只留下丁窈窕年幼的、從沒離開過監獄的幼女。

我們不會知道，那件衣服究竟有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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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書」

劉耀廷被逮捕時，施月霞已經懷孕三個月了。直到施月霞腹中的雙胞胎出生、長大，開始能夠行走，劉耀廷卻還在軍法處看守所。長達兩年的時間，兩人從未見上一面，僅能透過信紙表達心中愛意。

當時政治犯書信都得經過審查，施月霞只好以不熟悉的中文寫信。但兩人濃情密意的書信背後，總有一雙監視的眼睛－－「華」，至今也不知是何許人也，有時是印章，有時是手寫字，將署名粗暴地押在一封封珍貴的信上，威權的眼睛無處不在，連情書都要窺探。

但是兩人並不在意。熱戀的愛侶眼中只有彼此，擔心施月霞傷心，劉耀廷在信中寫下：「接吻在妳頰上的淚滴以安慰妳。」施月霞則在信紙上回以一抹鮮紅的唇印。兩人能夠相見的時光只在夢中，施月霞平時不化妝，直到夜裡，她才在化上妝後入睡，期待與心愛的丈夫在夢裡相見。其中一信，施月霞寫：「我們的靈在夢裡相逢，一人抱著一個孩子，出門去上町遊玩。」

然而這場夢並沒有成真。不久前，她才在信中提醒道，1954 年 1 月 28 日：「是我們結婚三周年的日子」。但就在 1 月 29 日，結婚紀念日隔天，劉耀廷遭槍決。

八十幾封情書，最後以一紙來自青島東路三號的領屍通知書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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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生有過三個名字。鄒語名字是 'Uongʉ'e Yata'uyungana；日治時期，因為是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鄒族人，日文名字取為矢多一生。直到戰後，又隨著國民黨來台，改名為高一生，並擔任吳鳳鄉第一任鄉長。

1952 年，高一生遭到逮捕，被羈押至臺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1952 年 9 月 14 日寄出第一封信，從青島東路到阿里山，高一生寄出了數十封信，最終有 56 封保存了下來，誠如他在信中的叮囑：「我的信要保存下來，寂寞的時候看看。」

寂寞的日子有多長？在獄中的兩年間，高一生寫下民謠〈春之佐保姬〉，後來歌曲在家鄉流傳，他卻未能聽見，只能在信中想像妻子春芳與女兒們歌唱的畫面。

當時高一生在信中寫下：「我一定會像賈利古柏一樣地回來。這個冬天的酸苦，就像〈春之佐保姬〉的歌一樣，辛酸痛苦消失的日子總有一天會來臨。」

但是春天終究沒有來臨。1954 年 4 月 17 日，高一生遭到處決。或許是早有了預感，在最後一封信裡，高一生寫道：

「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縫紉機被拿走之前，很想穿著妳縫製的衣物。⋯⋯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水田不要賣。」

後來苦難又持續了許久，冤罪得到昭明，已經是很久以後。但他留下的那首〈春之佐保姬〉，終究陪著妻子與兒女們度過了漫長的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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