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節錄自4月19日講座）

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在去年出版的《反重力》一書中，其中一篇引用了泰源事件。

被邀請來分享其實有些惶恐，我懷疑自己有什麼資格和大家談這件事呢？我不過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但或許我仍然能從泰源事件的視角切入，帶大家看冷戰時期臺灣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也聊一下這些事件如何彼此勾勒、串聯、前仆後繼的發生，形塑出白色恐怖威壓的年代下，仍然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

我是從柯旗化老師撰寫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中注意到泰源事件。

書中寫道，獄中有一群年輕政治犯，想要聯合周邊的原住民甚至警備隊發動武裝起義行動，計畫在越獄後奪取槍械、佔領廣播電台云云。我從前沒聽過臺灣曾經發生這麼刺激的事件，這件事長久以來只在獄友中流傳。這些人刑滿出獄、開始訴說後，也才逐漸出現一些模糊、粗略的輪廓。

要談泰源事件之前，我想幫大家回憶一些歷史事件。

50年代韓戰爆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福爾摩沙決議案》的確立，使國民黨軍隊受到保護與制約，蔣氏政權對外鞏固了與美國的關係。另一方面，臺灣省工委會的人士漸漸被逮捕，在孫立人案之後，蔣氏政權在台灣內部更是沒有挑戰者。

然而在60年代，仍有許多勢力在「作怪」。比如以廖文毅為首的台灣共和國，於海內外鼓吹獨立與民族自決；《自由中國》雜誌開始提倡成立反對黨、要求蔣氏政權實現民主政體。

1960年雷震案發生後，時任雲林縣議員蘇東啟、仕紳李萬居等人熱心聲援，同時，雲林、嘉義等地的鄉人欲籌組有志之士發動武裝革命，蘇東啟成為組織領袖。雖蘇東啟案的成員很快遭警備總部逮捕判刑，但人們被捕入獄後仍保有對自由的嚮往，日後成為了泰源事件中的重要成員。

1962年發生以施明德等學生為首的《台灣獨立聯盟案》，相關人士接連入獄；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師生三人欲印刷《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佈發於全國，事敗後遭捕；1965年，廖文毅受蔣經國招撫及威迫下，從日本返台，結束海外台獨運動生涯；1968年，台灣文學界左派人士因籌組讀書會遭告發、被捕，是為《民主台灣聯盟案》；1969年，政大學生許席圖發起學生自覺運動，卻被羅織罪名為欲奪取政權、推翻政府，展開大規模追捕行動……

一連串的組織與運動相互激盪起臺灣人民對自由的追求和嚮往，60年代接續不斷的社會運動猶如星星之火，為封閉詭譎的臺灣社會，點亮言論與思想自由的微光。

說到這裡，除了《民主台灣聯盟案》為支持共產主義的左翼人士的「紅帽子」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謂「白帽子」，也就是擁抱民族主義理想的台獨人士。

我不禁好奇，這些人為何從事如此冒險之事呢 ?這個疑問我想請各位先放在心中，我們繼續回顧70年代發生的大事。

遽變的時代

1969年，阿波羅11號登月，邁出人類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步。進入1970年，距今55年前的日本大阪和今天一樣，正舉辦萬國博覽會。

同年，臺灣島上發生了非常密集的事件：一月彭明敏逃亡成功、二月泰源事件、四月黃文雄等人刺蔣失敗、十月台南發生美新處爆炸案、十一月美國決議移交釣魚台列嶼，引發全球華人的保釣運動。這些事件接連不斷地推展到歷史舞台上，我想並非偶然。

在彭明敏逃亡成功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孤立其在臺黨羽，接連將他身邊親近的學生羅織罪名，如魏廷朝捲入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誣陷入獄。而泰源事件的發生，也有一說是受到彭明敏逃亡成功的鼓舞，希望向海外社會證明，臺灣仍有武裝反動的能量。

那這些事件又與太空人登上月球有何關係呢？

當時美國副總統安格紐偕阿波羅11號的太空人賽爾南夫婦，正開展亞洲尋訪之行，而彭明敏正是在得知消息後，確信機場維安會因此疏漏，於是啟動規劃已久的逃亡計畫。他在特務無孔不入的監視、軟禁下，聯繫願意協助的友人，暗中製造假護照、喬裝易容，就這樣瞞天過海的騙過國民黨的耳目。

接踵而來的卻是更險峻的時代。

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隔年又發生尼克森訪中、與日本斷交，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近乎失去立足之地。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8年台美斷交、1979年美麗島大審、1980年林宅血案，更使國內社會持續激盪。

我看了2023年出版的《宗像隆幸與彭明敏往來書信集》，發現此時人已流亡海外的彭明敏教授，仍靈通地關注著臺灣島內社會動盪、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包括發生於台東東河鄉的泰源監獄事件。

至此，這些環環相扣、細碎紛雜的歷史事件，也拼湊出泰源事件的脈絡與始末。

泰源監獄自60年代啟用，有來自新店軍人監獄的成員，如蘇東啟案、台灣獨立聯盟案的青年們；也有自綠島移送的老政治犯。這群人分成源自台共、立場左傾的「紅帽子」與支持台灣獨立、自決的「白帽子」兩派，根據柯旗化的回憶錄，身為「白帽子」的他對於「紅帽子」就十分不滿，尤其在60年代彭明敏師生被捕、廖文毅招降返台，紅帽子們就會嘲笑道台獨路線沒有未來。

而泰源監獄當時的管理方式，影響了事件的醞釀與政治犯間的關係。

紛雜立場中的記憶爭奪

泰源監獄的管束相對寬鬆，有近三分之一的囚犯服外役監，從事農耕、汽修、福利社等工作，許多時間在監獄的大門之外，活動範圍甚至擴及附近的村莊與聚落。正因如此，這些人有機會接收到外界資訊，也能找到同伴、交換想法、策劃事件，然而透過外役時進行的計劃自然難以嚴謹保密，以致多數人都隱約知曉了鄭金河等人準備武裝起義的消息。

在白帽子們之中，鄭金河尤其擅長拉攏關係，除了集結同因蘇東啟案入獄的詹天增、陳良等舊識之外，他也瞄準警備隊、看守中的台灣人，認為獄方中的台籍人士可能會支持行動，希望透過拉攏警備隊增加起義的成功機率。根據日後獄友蔡寬裕的口述，事發時，警備連輔導長謝金聲撞見已經刺傷班長、奪取槍械的鄭金河、謝東榮等人，要求鄭等人棄械投降，卻未被下手傷害，也是因為他們心懷省籍認同，懷有「台灣人不搞台灣人」的心態。

而獄中的紅帽子們也知道白帽子有武裝起義的計畫。因民主台灣聯盟案入獄的林華洲曾回憶道，當時曾有參與其計畫的想法，但白帽子十分提防紅帽子，根本無法加入。身為紅帽子的他曾想過是否要洩漏情報給獄方，然而當時在紅帽子群體中最為資深、因麻豆案入監的林書揚，提倡紅帽子們應「不檢舉、不參與、團結自保」，為免若起義成功，白帽子可能對其進行報復。

這樣的狀況其實是從當年監獄對立的紅、白帽兩派，一直延伸到黨外運動。這些人在70年代中後期陸續出獄、回到社會，剛好1977年開始出現一連串地方選舉，這些人都在裡面擔當大小不一的角色。

這亦是泰源事件在若干年後，討論仍然紛亂的原因；總有不同的立場在其中拉扯，當年的回憶延伸成為戰場。

大家爭奪著敘述的主導權，左統有一套說法、台獨這邊有另一套說法。這樣的分歧一直延伸到後來80年代的許多論戰，如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原先統獨之間本來還有一個共同敵人，但解嚴後種種的束縛鬆綁了，一直到2000年政黨黨輪替，已經沒有共同的敵人了，所以這兩個立場之間的激化就更加嚴重。

「不小心出現了憧憬」

最後，我想分享最近很喜歡的一部漫畫《地。—關於地球的運動—》。

它描述了15世紀時地心說與日心說典範轉移之際，一群追尋天文知識的學者抵抗掌握權威的教廷的過程。當中拷問「異端」們的宗教審判官不禁好奇，為什麼要做挑戰地心說這麼困難的事情？如果善良、無作為的活著就能前往天國，為什麼要斷送這個機會呢？

我們也可以去想，人們怎麼會沒事想要去登月呢？去到一個這麼荒涼、什麼東西都沒有的地方，到底要做什麼？花費這麼多成本也沒有辦法讓世界更加和平，為什麼人就是要去做這件事呢？

而當時，「異端」回答，他只是不小心出現了憧憬，而忍不住想追求自由。

最後，我想引用陳三興的一段話：「每年我們在祭拜這五條壯漢的時候，我時常感到困惑，總是在心中反覆自問，如果他們也像400年前來的祖先一樣，繼續當另一群人的奴隸，應該早就跟我一樣返鄉娶妻生子了吧。」

我一直在思考，臺灣人是否真的只有一條路，不願被併吞或不願被統治的，就必死於中國的槍或飛彈之下？可能泰源事件帶給後世的仍是困惑大於理解，但我們還是必須試著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