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節錄自10月14日講座）

「戒嚴時期應該對臺灣人的思想造成了某些負面影響」，我懷抱這個疑問很長一段時間，但找不到證據。直到後來進行都市傳說研究，我才漸漸梳理出思路。

我曾撰寫《必修台灣校園鬼故事考》與《特搜台灣都市傳說》，其中有兩則流傳極廣的傳說：一是「蔣公銅像的腳會動」，二是「學校以前是日治時代的刑場」，都深深刻畫了臺灣威權遺址與史觀建構的痕跡。

銅像的親切化

以政大後山的蔣公騎馬像為例，這座自1987年（解嚴前夕）由校友捐贈的銅像，延伸出許多玩笑式的傳說。諸如半夜馬會換腳、投幣10塊錢會旋轉並播放《梅花》、投50塊則會載你下山；甚至有人傳言蔣公會巡邏。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校園，軍中也流傳著銅像會在濃霧中繞操場跑步的鬼故事。

日本學校也常有「二宮金次郎」雕像。他是江戶接明治時期的教育家，被視為非常勤奮好學的人（明治時期的教育家）。他的雕像被放在學校作為用功的榜樣。二宮金次郎的傳說，多數和「會動」有關。因為他愛讀書，傳說半夜沒人時，他的書會翻頁；或者他會偷偷去圖書館借書。這些傳說很可愛，符合他的形象。有趣的是，臺灣在日治時期也曾有二宮金次郎雕像殘留。

我看過謝佳靜與伊藤龍平合寫的一篇關於台日學校怪談比較的論文。在調查小學生知道的校園傳說時，發現有學生說：「有人半夜跑到學校，隔天發現國父雕像抓著那個人的心臟，那個人死了。」或是「孫中山像在移動，把某人的心臟挖出來。」

雖然這不是關於蔣公，卻說明了一個可能性：校園裡的成年男子銅像，從某種角度看是很陰森的。二宮金次郎即便有靈異元素，他畢竟是小孩子形象，呈現童趣一面很合理；但如果一個獨裁者的成年男子銅像呈現出來的卻只有無害、玩笑的一面，某種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2000 年代左右，政大校園報針對後山蔣公銅像是否拆除訪問了幾位同學。其中一位說：「如果蔣公被拆了，我會不認得後山的路」；另一位說：「如果銅像被拆走，那誰來守護男生宿舍？」我心想，銅像在那裡竟然有「守護神」的功能嗎？校園報甚至歸納說，蔣公像24小時守候的舍監，深夜歸來的學生看到蔣公就像看到爸媽一樣，沒看到還會覺得怪怪的。

這份報告顯示了蔣公在學生心中的親和力是很夠的。還有人說，如果銅像拆了，那「換馬腳」的傳說就不能流傳，會讓學生失去樂趣。

作為一個研究傳說的人，我還真沒想過傳說可以拿來幫銅像辯護。我並不覺得傳說的意義大到需要為了它保留銅像。回到源頭，為什麼會有蔣公銅像？其實一開始官方就企圖主導蔣公的形象。

蔣介石去世後，政府頒布《塑造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嚴格規定銅像必須呈現「至誠、國愛、愉快、生動」的神情。我們看到的笑容是符合法規蓋出來的，甚至連高度、位置及獻花空間都有法律明文規定。這種控制，企圖在他死後仍主導人們的記憶。

因此，蔣公在學生心中發展出一種「守護神」或「24 小時舍監」的親切錯覺，甚至有人以此作為反對拆除銅像的理由。既然歷史事實中存在著殘酷，為何沒有「蔣公銅像殺人」的傳說？這反映出某些壓抑因素把恐懼壓了下來，導致我們只能聽到經過修飾、看似調侃卻極其溫和的版本。

刑場傳說與真實悲劇

另一個遍佈臺灣的傳說是「學校以前是日治（日據）時代的刑場」，從台北市政府、君悅飯店到各大校園。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刑場傳說皆屬空穴來風。

這與臺灣存在的大量不義遺址有關。戒嚴時代，白色恐怖是絕對的禁忌，當時的不義遺址具備秘密性，外界對圍牆內的慘劇一知半解。

到了1980、1990年代，人們對1940、1950年代的記憶開始混亂。加上戰後戒嚴教育不斷灌輸「日本人很邪惡」的形象，當模糊記憶遇上「日本人很恐怖」的現成框架，兩者便自動結合。人們將對國民政府暴行的潛意識恐懼，投射到了「日據時代」的帽子下，形成錯誤的記憶連結。

相對於虛構的日據刑場傳說，真實的悲痛歷史確切存在。

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這本書中，受訪者林愛珠女士描述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林錦文的妹妹，極其痛苦的過程。

當時因為她要照顧小孩，所以由先生和公公前往國防醫學院認領林錦文的遺體。根據先生後來的轉述，他們到了那個地方，看見很多被槍決的政治犯遺體堆疊、直接泡在藥水池裡面。由於浸泡多時，整個人都嚴重變形、皮膚發白，家屬幾乎無法辨認的狀態。

最後，先生跟公公只好用「牙齒」來認人，因為林錦文嘴巴裡有一顆鑲銀的假牙，他們靠著唯一的特徵，才終於把親人認出來。領出遺體後，工作人員幫忙將遺體擦乾淨，接下來每一道程序，包括火化都要錢。家屬得在極度悲痛中生出這筆錢繳給政府，再交由殯儀館處理。甚至家裡窮到連骨灰罈都買不起，只能拿一個「醬菜甕」去領骨灰。

在白色恐怖這個特殊的歷史狀態下，領屍過程不僅是心理的創傷，背後還運作著各種現實的經濟剝削。國防醫學院在當時，就是承載這種慘烈記憶的關鍵地標。

今天分享了一些錯誤的形象傳說，也看了一些真實紀錄。這中間最奇妙的地方在於：一個是「我們因記得而未記得的歷史」，另一個是「明明錯誤卻曾讓大眾深信不疑的傳說」。這兩者的巨大落差，強烈說明了記憶是如何被扭曲的。

第一，人們「記得」某些地方怪怪的，卻說不出那種恐懼，甚至無法提升到意識層面去相信「這是國民黨做的」。第二，我們長期接收特定史觀的灌輸，比如國文課本裡的日治作品總是被框架在「抗日」之下，好像所有的文學都一定要有抗日包裝才能存在。實際上，當時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日本人給予的好處或管理，不一定每時每刻都在對抗。

我們的鬼故事也需要轉型正義，而日據刑場傳說是一種「未被轉型的鬼故事」。轉型之後的鬼故事，應該是關於水源地刑場、關於國防醫學院認屍的記憶；或者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提到的那些靈異感應，比如親人託夢告知遺體埋藏的地點，家屬真的去到那裡，找回親人。這類故事才是我們應該看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