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運動與轉型正義的世代對話

2025/ 11/ 05 講者:Yapasuyongu Akuyana

長期觀察與參與原住民族議題的過程中,一直有個無法揮去的困境: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始終是在一個「殖民結構的框架」裡面被進行與討論的。

整個修復的程序、採用的工具與劃定的範疇,全部都是由這個殖民結構來決定。換言之,我們竟然是用造成傷害的結構規則,來嘗試修復殖民帶來的創傷。這就像是俗語所說的「請鬼拿藥單」,根本無解。雖然從1980年代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原運)一路推動至今,我們有了《原住民族基本法》、設立了原住民族委員會,在法律上也獲得許多對身分與主體性的「承認於法」(Recognition),承認我們是在國家來臨之前就已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主體;但在這個修補過程中,體制卻不斷再製造新的權力結構。這讓我深刻思考:當代的「殖民遺緒」究竟是如何在我們的日常中繼續運作的?

社會大眾普遍理解的轉型正義,多半聚焦在1945年至1992年的威權統治時期,處理受難者個人的平反、賠償與檔案開放。但當總統府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原轉會)成立時,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原住民族面臨的歷史創傷,難道只有威權時期嗎?

從1895年日治時期,甚至更早清代的「山地平地化」、番地統治、民番界碑與土牛溝,政權的不斷寄售與更迭,早已深深侵蝕著當代原住民族的生活。轉型正義對原住民族而言,時間軸必須拉得更長,受難的對象也不僅是個人,更是整個人群與部落。

要理解殖民遺緒,就必須看清殖民框架如何強制改寫土地與名字。以我們鄒族(Tsou)為例,土地在鄒語中稱為 Hupa,它不僅僅是法律上的「所有權」,而是一個包含水、空氣、文化歷史記憶、集體生活空間以及族群自主決策權的整體概念。然而,日治時期1895年頒布「官有林野取締規則」,訂出「無憑證之林野皆為官有」,將土地強行撥入官有體制。當時殖民政府按八萬原住民人口、一人三公頃的劃設基準,保留了二十四萬公頃的「要存置林野」(番人所要地),戰後國民政府全盤沿用,這正是現在「原住民族保留地」的由來。土地的定義,就這樣被強行去脈絡化。

在命名與分類上,從生番、熟番、高砂族到「山胞」,這種分類邏輯更是充滿荒謬。例如賽夏族或滿州鄉的族人,僅因一條行政界線切過,同一個家族竟被拆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即便到了兩千年代之後,推動了《原基法》或簽署《新夥伴關係》,這種殖民分類卻依然牢牢套在憲法增修條文與選舉制度中。每次面對國際審查委員的質疑,體制卻往往回以「修改憲法太難」作為終點。

高一生與新美農場的歷史創傷

更深層的傷害,在於族群自主發展可能的被硬生生中斷。戰後初期,鄒族的族群精英高一生前輩等人,曾嘗試在現代化國家浪潮中走出一條自給自足的道路。他規劃了「新美農場」,鼓勵族人移居開墾水田,嘗試以集體農場的共有精神來面對現代化的衝擊。

然而,當局對原住民精英提出的自治主張極度不信任與恐懼。1950年代,國家安全體制利用新美農場的工程與貸款問題,羅織罪名對高一生等人進行政治清算與槍決。

高一生等人的犧牲,中斷的不只是一個個人的生命,而是整個族群邁向現代自治的嘗試。受難家族背負了數十年的污名,部落內部原本可以坐下來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民主機制被抹除,集體農場最終也在體制引導下走向私有化與解體。族人在失去傳統資源財富(Ubus)後,被迫直接面對現代貨幣經濟(Piso)的衝擊。

到了1960與70年代,失去土地與經濟支持的族人被迫大量移居都市,從事「最高(鷹架)、最深(煤礦)、最遠(遠洋漁業)、最暗(雛妓)」等最危險與底層的勞動。這種結構性的困境,直接催生了1980年代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

當部落被「不能說不」

在1980年代的原運浪潮中,為了凝聚力量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前輩們採取了「原住民族」這個整體的「想像共同體」概念。這個運動策略非常成功,將原住民族權利推上了 constitutional 位階。

但這個策略同時也付出了代價——它把不同族群、部落與世代的差異經驗收整在一個大框架下。當《原基法》落實後,我們應該要回到各族內部的差異性與具體自治,卻發現制度卡住了。每個族群的社會組織差異極大,例如泰雅族的父子連名制、鄒族的長老團與氏族制、達悟族的命名文化。當我們用單一的整體概念去推動自治法或土改法時,往往很難直接套用。

在都會地區,超過七成的族人移居城市。當自決權只能被限縮在原鄉討論時,都會區的原住民政策常常退化成「福利發放」與「加分優惠」。社會大眾與候選人只看到「照顧與優惠」,卻看不到原住民族爭取的集體權與歷史正義。

當代轉型正義工程提出了諮商同意權(FPIC)與《自由事前知情同意原則》,但殖民結構真的改變了嗎?

以卡大地布(Katatipul)部落的知本光電案,或是和平鄉的部落爭議為例,現行的《諮商同意辦法》將會議程序、通知與資格規定得極其繁複。當部落決定不開會來表達拒絕時,政府或廠商甚至可以透過「代行召集」或拉攏外圍戶籍人口投票來壓過在地聲音。更令人無奈的是,當經濟部與原民會宣告地熱探勘等國家能源政策屬於「公益」,可以排除部落同意權時,事實已經很明顯:只有在不妨礙國家政策的前提下,部落的「說不」才被允許。

法院的裁判或許提升了國家對原住民存在的「容忍品質」,但保障依然形式化,自決依然缺席。誰是原住民族?什麼是傳統領域?程序如何運作?最終的裁判蓋章權,永遠握在國家手裡。

如何走出被決定好的轉型正義?

原運的前輩們把我們寫進了憲法,但下一步,轉型正義究竟是什麼?到底怎樣才算真正的恢復與修復?

如果轉型正義的最終目的,是要確立民主、人權與價值的反省,那麼國家與社會就必須坦然面對並接受部落具有真正「說不」的權利。如果整個社會——甚至是我們族人自己——因為殖民遺緒造成的自我審查,不敢走出被設定好的行政程序與福利框架,那麼所有的承認語法與族群主流化,都不過是殖民結構下的一場精緻表演罷了。這是我一直在思索、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必須共同打破與面對的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