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從勞工運動與歷史脈絡的角度，來切入臺灣的「轉型正義」？了解歷史，對一個社會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前陣子，韓國的星巴克在光州事件紀念期間搞了一場宣傳活動，招致社會排山倒海的譴責與抵制。星巴克的管理層到基層員工，難道沒上過韓國的民主與歷史課嗎？答案顯然是缺乏深刻的反省，才會拿歷史悲劇來做商業消費。這樣的蠢事，臺灣也發生過——六福村曾推出「歡慶二二八」的門票優惠，只要二二八元。但很遺憾，臺灣社會當時沒有對企業進行強烈的道德懲罰，往往只有我們這群關心議題的人在呼籲與批判；罵完了，明年歷史又重演一次。

同樣的邏輯，如果我們知道「五一勞動節」的由來，你絕對不會把它當作一個單純休假、「歡慶」的節日。那是無數前人走上街頭、為勞工權益進行爭取與鬥爭換來的成果。那天我們應該做的，是繼續為勞工的福祉奮鬥。

一部法與一場血淚：勞動權益背後的歷史代價

我常在講授勞動法時強調它的歷史脈絡。了解一部法律背後的由來與犧牲，你才會特別珍惜它。

大家知道保護我們工作安全的《職業安全衛生法》（前身為《勞工安全衛生法》）是怎麼來的嗎？1974年立法前，1972至1974年間臺灣發生了嚴重的「三氯乙烯中毒事件」，無數年輕女工在工廠裡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在戒嚴時期，正是這群勞工用生命作為代價，才逼迫政府立下保護勞工免於職災恐懼的法律。

到了1984年，政府通過了《勞動基準法》。但大家不要誤以為那是政府的主動善意，事實上，那是當時美國在《1974年貿易法》強烈的三〇一條款壓力下，臺灣政府不得不做的妥協。

而同年發生的三大礦災，更是無數礦工家庭的噩夢。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工會幹部毛振飛（老毛），他自己就曾是礦工。他曾分享過，礦坑裡設有「安全室」，表面上是維護職業安全，但在威權體制下，安全室與學校、國營事業裡的「人二室」（人事室第二辦公室）一樣，實質上扮演著對勞工進行政治監控與思想審查的角色。

在那個年代，如果思想被認定「不純正」，想進入國營事業、老三台或國立大學任教，哪怕擁有雙博士、三博士學位，門都沒有。人二室就是獨裁體制的抓耙仔，直接掌控著勞工的工作權與升遷。我的大學老師剛從伯克利畢業回台在台大任教，只因受邀去講了一場演講，隨即就被校方約談。還有工會幹部長大後才得知，自己的父親當年被當局逮捕後只領回一具胸前有三個槍孔的屍體，官方死因卻荒謬地寫著「被毒蛇咬死」。這些宛如「戒嚴鬼故事」的真實歷史，都是那個時代勞工與知識分子共同承載的沉重傷痛。

從威權體制走向真正的民主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轉型正義是一個民主社會對於舊政權大規模侵害人權與不正義行為，進行調查、平反、追究責任與制度性修復的過程。從1945年日本投降、政權更替，到1992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一段長達數十年的「威權統治時期」，正是我們必須嚴肅追究與清算的歷史。

然而，很抱歉地說，臺灣的轉型正義做得真的還不夠。很多工會幹部至今對「轉型正義」缺乏認知，甚至誤以為這只是特定政黨的政治語言。那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民主轉型走的是一條「分期付款」、看似和平移轉的道路，沒有經過劇烈的衝突，進而導致歷史遺留的傷痛與威權空間永遠處理不好。

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ie Sachs）曾在暗殺行動中失去一隻手臂，但他主張即便抓到了企圖暗殺他的敵人，也絕不能使用電擊棒逼供。他說：「我們不能讓自己的靈魂像敵人一樣墮落。」這句話給了我極大的啟發。轉型正義的本質，是透過對歷史壓迫的反省，確立我們對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價值信念。

威權走入歷史，不代表傷害會自動消失。在波蘭，到現在都還有人否認歷史（deny history）；而在臺灣，甚至還有學者或政治人物否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存在。從郵電案中被清算的臺籍勞工，到糖廠裡只因核算薪資發現省籍不公、參與讀書會就被判無期徒刑的會計，這些被埋沒在政治檔案裡的歷史真相，都需要我們不斷去補課、去挖掘。

轉型正義不是過去式，它深深扎根於我們的日常。從威權時期留下的地方腐敗政治、校園與社會中的去政治化傾向，到許多人忽略了人權運動與勞工運動正是推動臺灣民主轉型的核心力量——這些都是我們尚未完成的功課。

從一個年輕脆弱的民主，走向成熟鞏固的民主，絕不會自然發生。只有當我們不再將歷史記憶停留在單純的痛苦，而是有意識地進行價值反省與深化，臺灣的民主才能在風雨中真正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