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女性影展有一部紀錄片，拍攝塞爾維亞當時承受國家暴力的過程。影片裡是一段又一段的口白，一個又一個女性陳述當年經歷的創傷，讓人非常震撼。但我想講的是：即使是轉型正義推動得比較有基礎的國家，女性至今都還不是轉型正義工程當中的主體。為什麼要強調「交會」？因為性別經驗至今依然沒有真正成為轉型正義的核心一部分。

臺灣經歷了長達37年的戒嚴，是民主國家中經歷戒嚴第二長的國家。那一段時間的國家暴力非常顯著，但在我們如今看得到的歷史裡，女性主體的故事有哪些？

誰的故事被看見？被忽視的性別暴力

許多人看過高一生先生的女兒高菊花女士的紀錄片。當年國民黨政府逼迫她提供性招待，甚至要她去勸說共產黨人士投奔自由。我們都知道轉型正義的步驟包含賠償與恢復名譽，但國家會承認這件事情嗎？「提供性招待」有沒有在我們轉型正義的框架裡？國家要如何恢復她的名譽？

又如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與相關文獻中記錄的女性政治犯，或是作家柏楊在獄中目睹記者沈元章遭受「坐麻繩」逼供——全身赤裸、下半身在粗麻繩上摩擦移動，看著鮮血直流。這是一種極其殘忍的雙重羞辱。

關於轉型正義，女性主義一直在問三個問題：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誰的故事？

我們現在看到的國家暴力，是哪一種暴力？

轉型正義要如何重新看見女性在其中的歷史經驗？

國家暴力不僅僅是肢體暴力，也包含精神、經濟、社會網絡，以及我深感關鍵的性別文化暴力。我長期研究中國的草根性別運動，發現國家以「性別文化」來羞辱人的方式，至今依然是國家控制與打壓個人最簡便、快速的武器。

女性在國家暴力之下，不只是「受害者」或政治受難者，她們可能是照顧者、家屬、社區成員、奔走的政治工作者或社會運動者，承擔著至少六種複雜的角色。

性別文化下的差異受難經驗

在臺灣的性別與轉型正義研究中，許多學者提出了深刻的洞見。沈秀華老師研究二二八女性政治受難者，指出女性的政治受難經驗絕不僅止於獄中，更包含後續的經濟困頓、家庭破碎與政治監控。

在面對威權打壓時，性別角色深刻影響了個人的選擇與處境。我在訪談中國「七〇九大抓捕」的律師時發現：當迫害來臨，男性律師往往選擇單身逃亡，太太留下來照顧孩子與聲援；而女性律師遇到大抓捕時，卻是「帶著孩子一起逃」。性別文化賦予男女不同的社會角色，讓他們在面對同等強度的暴力時，所擁有的選擇權與反應截然不同。

學者楊翠指出，過往的白色恐怖研究習慣將「受難史」定義為男性，將「家屬經驗史」定義為女性，形成一種二元劃分。她整理出女性獄中的三種受難經驗：

一、直接的性暴力與性凌虐；二、在獄中懷孕、生產與照顧幼兒的雙重重擔；三、男性獄警凝視與尋釁下的身體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