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富察與我在八旗出版的書
臉書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23896504043482
主講：八旗作者范疇
時間：6/3下午15: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富察回台灣 Fu Cha back Taiwan）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聲援富察 #自由無罪
＃2023富察回台灣
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富察與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
主講：汪浩（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時間：7/8下午1500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
演講主題：
從2017年的《意外的國父》到2021年的《臺灣為什麼重要？》，汪浩在八旗出版的三本作品都叫好又叫座，其中幕後的功臣自然非富察莫屬。汪浩在這次演講中，將分享他與他的編輯富察多年來為了打磨出一本好書，編輯與作者是如何合作切磋的。在汪浩眼中，富察是一位樂於挑戰傳統，不會囿於俗論定見，總是樂於追求新思想新觀點的思想愛好者。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非常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系列活動第一波推出三場，分別為：
系列之一：六月三號(週六)下午三點，由作家范疇主講「富察與我在八旗出版的書」。
系列之二：六月十七號(週六)下午三點，由國際關係學者張國城主講「援救富察，我們能怎麼做？」
系列之三：七月八號(週六)下午三點，國際關係學者，知名政論家汪浩主講「富察與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
三場講座的地點都在台北市鎮江街3-1號「左轉有書」書店。
台灣八旗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延賀（李延賀）三月底返回上海探親，遭到中國上海國安單位以涉嫌「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扣押，與外界失去聯絡。就在富察人身自由被剝奪，行蹤前景不明的當下。一項由獨立書店「左轉有書」和「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聯合主辦的「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系列活動，本周六由知名作家范疇率先開講。希望藉著成系列，不間斷的講座活動，用讀書等著富察回家。
第一場主講人范疇以「戰略作家」自許，精通中國政治經濟情勢，對兩岸關係常有獨到見解。他著有《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等多部政論集。多在八旗出版社出版。富察失聯，他第一時間發聲聲援，也參加聯署。他形容富察是「一個僅僅為選擇生活方式，就付出沉痛代價的專業出版人」。
國際關係學者，知名政論家汪浩擔任第三場主講人。汪浩說，富察在編輯出版「意外的國父」和「借殼上市」時，對我在書中闡述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概念和形塑歷史，他表示了極大興趣。富察對於各種非官方，非主流的史觀總是抱著開放的態度。
「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由「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策劃，計畫邀請一系列曾經與富察合作，曾在八旗出版著作的學者、作家及專業人士主講。小組認為，這樣的企畫既能突顯富察出版人的身份，更傳達台灣知識界軟性但堅定的訴求：讀書無罪，出版自由。
附上三場活動網址：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1】
網址：https://fb.me/e/Pp4KrqVv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2】
網址：https://fb.me/e/WeAn5wcg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3】
網址：https://fb.me/e/2KPwKuZNJ
一起來回顧2021年左轉撐社運舉辦過的活動吧！
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203923593037464
＃2023富察回台灣
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援救富察，我們能怎麼做？
時間：6/17下午15: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主講：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
演講主題：
1. 中國政府的目的（為什麼要抓富察這樣的出版、新聞工作者？）
2. 中國政府的行為（中國政府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動有關連嗎？各機構自身的利益是什麼？）
3. 外界能發揮的聲援作用（台灣政府、台灣社會、國際組織、美國政府等等）
4. 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美國對台灣政治犯的待遇與釋放發揮的作用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非常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在新作《餘地》的後記中，顧玉玲提及，為了看清此時此刻，必須得要探向來路，而這麼一探，就回顧到他的父執輩，從日治時期一路到白色恐怖。但他書寫的焦點並非所謂的百年歷史，而是此時此刻眼前的那些人，他想處理的是「當下」。即便是年輕世代沒有親身經歷白色恐怖時期，也能感受到「餘震」至今仍未了。
在取材時，顧玉玲選擇的田野對象大部份不是直接受到高壓迫害的那群人，而是相對來說邊緣的。這其中有個策略性的想法：在解嚴以後，越來越多的史料重見天日，受到冤屈、從容赴義的故事開始出現，但顧玉玲想選擇的並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而是希望能找到更接近一般人的樣子。
至於看待轉型正義的方式，顧玉玲覺得並不需要著急於定罪，越著急著定罪，無非是讓事件更迅速的結束，繼續快步往前走。然而傷害並不容易解決，尤其是極權統治，它織就一張龐大的共犯結構，讓每一個人都脫不了身。極權政府並不是直接高壓的逼迫，多半是讓高壓環繞整個系統，很多人都在這裡沾了一點血腥，被揭露之後所有人都逃不掉。所以，當我們一直在幫加害者貼標籤定罪，就會有越來越多身處灰色地帶的人被推出來。
以二戰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案例來說，當時在嬰兒潮出生的孩童們長大成人後，開始追究過往德國人的罪行，就加害體系來說，犯了罪的人包括決策者、執行者、旁觀者，以及活下來的倖存者。在和學生進行討論的時候，顧玉玲又發現了一種新型態的加害者：不進行歷史清算的人們。或許將其定罪有些過火，但不在歷史現場的我們卻有責任。當代在面對的問題，大抵上就是要不要繼續幫助這些記憶找到真相。
回到書籍本身，可能有聽眾提問，《餘地》中的年輕世代是否太過樂觀，並沒有意識到過往的威權壓迫，同時，人們真的能夠對自己沒有親身遭遇過的事情發出如此真誠的心意嗎？顧玉玲回答，書裡的年輕人，不見得是為了過往的事情散發出善意，也沒有執著於追討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而是面對著他們自己的困境和當代種種的問題，並沒有比他們的長輩還要少。
對於年輕一輩的難題，顧玉玲並沒有感到樂觀，只是覺得反抗的形式、條件、世代都與過往不太相同。她說，在她的那個世代，可能還有一點英雄崇拜的情節，過往曾經受到威權壓迫，在準備逃離壓迫時，就會自然地去尋求另一個反叛英雄，享有的是同一套邏輯：只要崇拜就好。但在看到二十出頭的這群年輕世代，他們沒有對於英雄的幻想，且遭遇到的是努力之後也不一定會成功的狀況，顧玉玲看到的是相互幫助、手牽手向前並行，因為年輕人除去此外，別無出路。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當我按下快門的瞬間，記下我們曾經抗爭歲月，我深信，抗爭影像搭配文字，是更有力量的訴求。」
在民進黨成立之前，街頭攝影師邱萬興就已經參與至台灣的反對運動中，1985年後，他開始從事美術設計工作，陸續擔任許多雜誌、報刊，甚至政治人物的美術編輯與攝影、文宣設計。他說：「三十多年來，我用影像記錄了台灣這塊土地發生的抗爭故事，同時也藉由製作文宣傳單，來關注台灣人權與社會改革運動。」
舉凡突破黨禁、民進黨成立、桃園機場事件、二二八事件周年紀念活動，各家媒體不敢報導的篇章，幾乎都是經由邱萬興一手包辦美編與攝影。此外，許多學生運動中使用的手幅、立牌等也都是出自邱萬興之手，像是台大511自由之愛、六一二事件、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立的橫幅文宣。
有酒黨主席之稱的余岳叔，外號阿才、才哥，曾任《前進雜誌》、《民進周刊》等報社的攝影記者。1990年11月開始經營位於金山南路的餐廳「阿才的店」，可說是反抗者廚房，聚集了失意黨外豪傑在此論劍煮酒、論政談事。
「太陽花的時候，剛好在餐廳遇到幾個學生幹部吃飯聚會，我看他們高談闊論整晚，桌子上只有五罐啤酒──這樣子怎麼搞革命！」在台上喝掉半瓶威士忌以後，余岳叔說起自己的運動美學，順便調侃一下318學運，全場忍不住哈哈大笑。當年的衝組白天在街頭與警察短兵相接，晚上BB CALL就互傳代號「09」，諧音唸就是「飲酒」，大夥相約酒攤，宣洩苦悶和怒氣。
余岳叔的女兒在大約六七歲時寫了一篇作品〈我的爸爸〉：「香菸是爸爸的薯條/酒是爸爸的可樂/電視新聞是爸爸的卡通/書是爸爸的漫畫/女人是爸爸的玩具/媽媽是爸爸的仇人。」在童顏童語間，可以得知平時的余岳叔經常流連於各酒攤之間，也能看到他本人的豪放性格，就算如今已經沒了眾酒豪聚集的「阿才的店」，過去的夥伴們仍然時常集結續攤、不醉不歸。
時移事往，民主狂飆過後，如今已經是承平年代。但是今晚一聚，前輩們勇健依舊。活動結束，我們還陶醉在前輩們的壯闊時代，卻聽見「酒黨主席」阿才一聲吆喝──號召酒國同志集結續攤。那是理想主義者的不斷革命、也是民主老兵的不醉不歸。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新聞工作者陳信聰，於今年（2022）九月份卸下公共電視論台節目《有話好說》的十多年來主持人兼製作人的身分，轉調至以台灣環境問題為節目主題的《我們的島》，他想嘗試改變，渴望在新聞領域中增加更多不同的聲音。加入團隊後，陳信聰想要做出專注於台灣環境相關的Podcast，另外也有一個系列，叫作「台灣消失中的聲音」。
什麼叫做「消失中的聲音」？比如說近期製作的單集〈星星不見〉，星星沒有不見，只是我們無法看到，那看不見星星會有什麼聲音消失呢？溪流旁的青蛙、草地上的黑冠麻鷺、大樹上的貓頭鷹、蟲鳴、蟬鳴、人與人的對話，這些聲音即將消失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都市內已經無法體驗。
聰哥也與大家分享，他小時候住在頂樓，到了傍晚，便能看到整片天空的蝙蝠。可惜的是高中後，蝙蝠就不見了。雖然人的耳朵無法聽見蝙蝠的超音波，但我們透過轉譯的方式，把蝙蝠生氣的聲音、求偶的聲音、覓食的聲音，或是找不到棲地迷路的聲音，透過眼前的畫面在腦海中播放出來，這些就是台灣消失中的聲音。
此外，提到言論自由與網軍側翼的區別在哪邊？聰哥說，網路上的極端言論永遠都佔最少數，卻又是聲量最大的，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到少數扭轉成多數、甚至代表全部的想法。主流消失與社群分眾的趨勢也慢慢淘汰掉舊時代的認知，同溫層越來越多、越來越小，人們漸漸開始聽不到彼此的聲音。衍伸而出的是兩個不同年齡層：舊世代的失語對上新世代的寂靜，帶來奇妙的衝突和矛盾。舊世代要如何學會利用新媒體去對話？新世代要怎麼積極解決公共議題？雖然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路線上，做著相同的努力，但是這樣的意識，在未來有辦法成為公眾發言的共識嗎？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早年，公民聚集爭取權利的集體活動是非常陽剛、男性的活動，當時的女性，一邊爭取著政治上的自由，卻也同時遭受到性別上的壓迫。在台灣解嚴後，各類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相較於民主、勞工、修改刑法等議題，婦女運動並不是主流。
在以民主相關學運為主流的年代，世新大學性別所所長伍維婷觀察到，學長們還是很習慣將女性視為比較附屬性、工具性的角色，譬如說幫忙影印文件、處理行政工作等等。當談論到學生的主體性時，似乎沒有包含「女學生」的主體性。在1986年成立女研社的三位學生：曾昭媛、許郁蘭、黃麗玲以及其他女學生，都有分享過類似的觀察，在參與民主化運動的過程發現到自己的性別格格不入，於是另闢蹊徑，成立屬於女性的聯盟。
這群女學生為什麼那麼獨特？二十多年前的政治環境正在急速變動，從威權的國家體制中走到民主化。當眾人仍在摸索中，女孩們已經認定「個人的即是政治的」，決定走一條實踐的路，造就如此獨特、想做什麼就去做的群體。
伍維婷回想自己做為大學新生時，想找個社團加入，無意發現了當初還叫做「女性問題研究社」（現全名：女性主義研究社）的社團。第一次上課，馬上接受到震撼教育，台上的學姊帶著無比燦爛的笑容詢問台下的新生：「你們都用什麼工具自慰？第一堂課就要來討論什麼工具做適合自慰。」這樣的衝擊讓伍維婷覺得女研社非常特別，提出他從來沒思考過的問題，這是個相當大的挑戰，卻又與自身緊密相關，於是毅然決然留在女研社。
「當時的我們，關注在身體以及性的議題，當然還有性別不公義的事件。」只要婦女上街，女研社就會出動聲援，女性與情慾也是當年運動者所關注的議題。
觀望當代，隨著科技的進展，數位性別暴力開始成為一種攻擊手段，無論是肉搜、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曝光，亦或是「綠茶婊」、「台女」等層出不窮的負面詞彙，年輕的世代雖然關注這些議題，卻也無從管理。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性別上的壓迫，什麼時候才會面臨終結？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歷史，不會全都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有時候得透過文學的紀錄，讓我們發現，過往發生的事情確實的存在。
在詩人羅毓嘉的成長過程中，17歲就對社會感到憤怒，開始走上街頭，他謙遜地說，他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就是自己是男同志者、第二就是擁有一支還算能寫的筆。「參加社會運動的男同志」與「可以寫作的人」，這兩個角色之間產生了激盪，有時是互相合作、有時互相背叛。
羅毓嘉稱自己是在文學界裡的中間世代，形容中間世代的作家們從出生到今經歷很多戰場，尤其是社會從封閉壓抑準備邁向言論百花齊放，對這些人的青少年時期造成莫大衝擊。這是最壞的時代，卻也是最好的時代。
當時被大眾關注，需要「被運動」的議題不外乎就是性別、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廢除死刑、勞動權益的爭取，這些問題在二三十年間不斷的迴繞，那文學在這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羅毓嘉認為，在這段鬥爭中，文學並沒有任何的特殊功能，唯一的作用是當它被閱讀時，閱讀者讀懂了內容，且能夠以自己的人生經驗挑揀文本、產生共鳴。文學需要被理解，才會具有力量。
在諸多議題活動中，造就了多少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透過文字、影像的傳播，就此形成兩個相對立的角色：到底是文學裡的社會運動，還是社會運動裡的文學？主體如果不一樣，文字所能包含的東西就不同。作為一位文字工作者，心中應該要有一條不可跨越的底線，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不是所有的運動參與者都願意成為寫作者筆下的人物，在沒有許可的狀況下，又應該要如何寫作？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這其實是最大的挑釁。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 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中，呈現出當時監禁於綠島的政治犯，其中有些人受到株連、誣告，但也有很多的政治犯是懷抱著強烈的理想，他們想要改變腐敗的政府、驅逐外來政權。在法律的意義上，他們並不無辜，他們是真正意圖顛覆國家的人。《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則細膩的書寫幾位台灣五、六零年代的政治犯人生面貌，他們多數有著自覺及赴死的決心、有面對國家暴力的勇氣。
《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於2022年再版，從初版到再版經歷了七年，期間也透過推廣活動、學術研究、繪本電影創作等等，和不同背景的讀者連結，新版的出現，回應了這段期間多位研究者做出的努力，例如：新版作者群之一的林傳凱奔赴各處，舉辦讀書會與展覽，把書中的故事帶回到發生地。白色恐怖的案件遍布全台灣，將故事與地方文史脈絡作結合，可以說是回應了當初各處青年心中對未來的想法。
林易澄在此書負責的人物故事是過去生活在雲林、曾任國小校長的郭慶。林易澄說，遺書書信紙上的筆跡可看出寫自不同時間點，充滿堆疊的痕跡。原因是在軍法處中，政治犯並不確知判刑的內容與時間，因此郭慶事先將想要交代的事項逐條寫出，當判決結果出爐，得知是死刑後，最後才將日期以及地點填寫上去。
開始這項書寫計畫時，林易澄原先想著墨於郭慶本人的故事，但在訪談過程中，他發現這個故事並不只是關於一個三十多歲就早逝的年輕人，還包含了郭慶的女兒郭素貞的生活。
當時被處決的政治犯，在其戶口名簿上會有特殊註記，郭慶的妻子為了避免對年紀尚幼的孩子造成影響，毅然決然地改嫁。直到郭素貞長大成人，隱約察覺了親生父親的事情後，隨著政治氣氛的鬆動，開始想要追尋父親的故事。郭慶用他三十多年的短暫人生，用力追尋對理想社會的想像；郭素貞在知道父親經歷後，也費時去了解父親的面貌、他經歷的時代。在追尋的過程中，他們的身影是重疊在一起的。
郭素貞一方面身為受難家屬，生命處境深受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媽媽的改嫁，成長過程中對案件毫不知情，儼然是與此段歷史無涉的普通身分。他的追尋過程，與讀者閱讀的狀態很接近：從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直到認識過往；更深一層地，也因為郭素貞的親情關懷，得以將作者、讀者們與她的父親連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