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富察與我在八旗出版的書
臉書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23896504043482
主講:八旗作者范疇
時間:6/3下午15: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富察回台灣 Fu Cha back Taiwan)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聲援富察 #自由無罪
#2023富察回台灣
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富察與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
主講:汪浩(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時間:7/8下午1500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
演講主題:
從2017年的《意外的國父》到2021年的《臺灣為什麼重要?》,汪浩在八旗出版的三本作品都叫好又叫座,其中幕後的功臣自然非富察莫屬。汪浩在這次演講中,將分享他與他的編輯富察多年來為了打磨出一本好書,編輯與作者是如何合作切磋的。在汪浩眼中,富察是一位樂於挑戰傳統,不會囿於俗論定見,總是樂於追求新思想新觀點的思想愛好者。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非常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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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系列活動第一波推出三場,分別為:
系列之一:六月三號(週六)下午三點,由作家范疇主講「富察與我在八旗出版的書」。
系列之二:六月十七號(週六)下午三點,由國際關係學者張國城主講「援救富察,我們能怎麼做?」
系列之三:七月八號(週六)下午三點,國際關係學者,知名政論家汪浩主講「富察與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
三場講座的地點都在台北市鎮江街3-1號「左轉有書」書店。
台灣八旗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延賀(李延賀)三月底返回上海探親,遭到中國上海國安單位以涉嫌「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扣押,與外界失去聯絡。就在富察人身自由被剝奪,行蹤前景不明的當下。一項由獨立書店「左轉有書」和「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聯合主辦的「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系列活動,本周六由知名作家范疇率先開講。希望藉著成系列,不間斷的講座活動,用讀書等著富察回家。
第一場主講人范疇以「戰略作家」自許,精通中國政治經濟情勢,對兩岸關係常有獨到見解。他著有《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等多部政論集。多在八旗出版社出版。富察失聯,他第一時間發聲聲援,也參加聯署。他形容富察是「一個僅僅為選擇生活方式,就付出沉痛代價的專業出版人」。
國際關係學者,知名政論家汪浩擔任第三場主講人。汪浩說,富察在編輯出版「意外的國父」和「借殼上市」時,對我在書中闡述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概念和形塑歷史,他表示了極大興趣。富察對於各種非官方,非主流的史觀總是抱著開放的態度。
「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由「聲援富察連署工作小組」策劃,計畫邀請一系列曾經與富察合作,曾在八旗出版著作的學者、作家及專業人士主講。小組認為,這樣的企畫既能突顯富察出版人的身份,更傳達台灣知識界軟性但堅定的訴求:讀書無罪,出版自由。
附上三場活動網址: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1】
網址:https://fb.me/e/Pp4KrqVv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2】
網址:https://fb.me/e/WeAn5wcg
【2023富察回台灣系列講座03】
網址:https://fb.me/e/2KPwKuZNJ
一起來回顧2021年左轉撐社運舉辦過的活動吧!
活動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203923593037464
#2023富察回台灣
富察雖然被迫無法返回台灣、被迫離開總編輯崗位,但他對出版工作的熱愛與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應止息。聲援富察工作小組後續將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我們與他同在,同時也期盼他的早日歸來。
主題:援救富察,我們能怎麼做?
時間:6/17下午15: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鎮江街3-1號)
主講: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入場:免報名、免費
主辦:左轉有書&聲援富察連署⼯作⼩組
演講主題:
1. 中國政府的目的(為什麼要抓富察這樣的出版、新聞工作者?)
2. 中國政府的行為(中國政府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動有關連嗎?各機構自身的利益是什麼?)
3. 外界能發揮的聲援作用(台灣政府、台灣社會、國際組織、美國政府等等)
4. 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美國對台灣政治犯的待遇與釋放發揮的作用
#2023富察回台灣 系列活動都由八旗的作者與富察的朋友以志工的形式無償參與,同時非常感謝左轉有書免費提供場地。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在新作《餘地》的後記中,顧玉玲提及,為了看清此時此刻,必須得要探向來路,而這麼一探,就回顧到他的父執輩,從日治時期一路到白色恐怖。但他書寫的焦點並非所謂的百年歷史,而是此時此刻眼前的那些人,他想處理的是「當下」。即便是年輕世代沒有親身經歷白色恐怖時期,也能感受到「餘震」至今仍未了。
在取材時,顧玉玲選擇的田野對象大部份不是直接受到高壓迫害的那群人,而是相對來說邊緣的。這其中有個策略性的想法:在解嚴以後,越來越多的史料重見天日,受到冤屈、從容赴義的故事開始出現,但顧玉玲想選擇的並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而是希望能找到更接近一般人的樣子。
至於看待轉型正義的方式,顧玉玲覺得並不需要著急於定罪,越著急著定罪,無非是讓事件更迅速的結束,繼續快步往前走。然而傷害並不容易解決,尤其是極權統治,它織就一張龐大的共犯結構,讓每一個人都脫不了身。極權政府並不是直接高壓的逼迫,多半是讓高壓環繞整個系統,很多人都在這裡沾了一點血腥,被揭露之後所有人都逃不掉。所以,當我們一直在幫加害者貼標籤定罪,就會有越來越多身處灰色地帶的人被推出來。
以二戰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案例來說,當時在嬰兒潮出生的孩童們長大成人後,開始追究過往德國人的罪行,就加害體系來說,犯了罪的人包括決策者、執行者、旁觀者,以及活下來的倖存者。在和學生進行討論的時候,顧玉玲又發現了一種新型態的加害者:不進行歷史清算的人們。或許將其定罪有些過火,但不在歷史現場的我們卻有責任。當代在面對的問題,大抵上就是要不要繼續幫助這些記憶找到真相。
回到書籍本身,可能有聽眾提問,《餘地》中的年輕世代是否太過樂觀,並沒有意識到過往的威權壓迫,同時,人們真的能夠對自己沒有親身遭遇過的事情發出如此真誠的心意嗎?顧玉玲回答,書裡的年輕人,不見得是為了過往的事情散發出善意,也沒有執著於追討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而是面對著他們自己的困境和當代種種的問題,並沒有比他們的長輩還要少。
對於年輕一輩的難題,顧玉玲並沒有感到樂觀,只是覺得反抗的形式、條件、世代都與過往不太相同。她說,在她的那個世代,可能還有一點英雄崇拜的情節,過往曾經受到威權壓迫,在準備逃離壓迫時,就會自然地去尋求另一個反叛英雄,享有的是同一套邏輯:只要崇拜就好。但在看到二十出頭的這群年輕世代,他們沒有對於英雄的幻想,且遭遇到的是努力之後也不一定會成功的狀況,顧玉玲看到的是相互幫助、手牽手向前並行,因為年輕人除去此外,別無出路。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當我按下快門的瞬間,記下我們曾經抗爭歲月,我深信,抗爭影像搭配文字,是更有力量的訴求。」
在民進黨成立之前,街頭攝影師邱萬興就已經參與至台灣的反對運動中,1985年後,他開始從事美術設計工作,陸續擔任許多雜誌、報刊,甚至政治人物的美術編輯與攝影、文宣設計。他說:「三十多年來,我用影像記錄了台灣這塊土地發生的抗爭故事,同時也藉由製作文宣傳單,來關注台灣人權與社會改革運動。」
舉凡突破黨禁、民進黨成立、桃園機場事件、二二八事件周年紀念活動,各家媒體不敢報導的篇章,幾乎都是經由邱萬興一手包辦美編與攝影。此外,許多學生運動中使用的手幅、立牌等也都是出自邱萬興之手,像是台大511自由之愛、六一二事件、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立的橫幅文宣。
有酒黨主席之稱的余岳叔,外號阿才、才哥,曾任《前進雜誌》、《民進周刊》等報社的攝影記者。1990年11月開始經營位於金山南路的餐廳「阿才的店」,可說是反抗者廚房,聚集了失意黨外豪傑在此論劍煮酒、論政談事。
「太陽花的時候,剛好在餐廳遇到幾個學生幹部吃飯聚會,我看他們高談闊論整晚,桌子上只有五罐啤酒──這樣子怎麼搞革命!」在台上喝掉半瓶威士忌以後,余岳叔說起自己的運動美學,順便調侃一下318學運,全場忍不住哈哈大笑。當年的衝組白天在街頭與警察短兵相接,晚上BB CALL就互傳代號「09」,諧音唸就是「飲酒」,大夥相約酒攤,宣洩苦悶和怒氣。
余岳叔的女兒在大約六七歲時寫了一篇作品〈我的爸爸〉:「香菸是爸爸的薯條/酒是爸爸的可樂/電視新聞是爸爸的卡通/書是爸爸的漫畫/女人是爸爸的玩具/媽媽是爸爸的仇人。」在童顏童語間,可以得知平時的余岳叔經常流連於各酒攤之間,也能看到他本人的豪放性格,就算如今已經沒了眾酒豪聚集的「阿才的店」,過去的夥伴們仍然時常集結續攤、不醉不歸。
時移事往,民主狂飆過後,如今已經是承平年代。但是今晚一聚,前輩們勇健依舊。活動結束,我們還陶醉在前輩們的壯闊時代,卻聽見「酒黨主席」阿才一聲吆喝──號召酒國同志集結續攤。那是理想主義者的不斷革命、也是民主老兵的不醉不歸。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新聞工作者陳信聰,於今年(2022)九月份卸下公共電視論台節目《有話好說》的十多年來主持人兼製作人的身分,轉調至以台灣環境問題為節目主題的《我們的島》,他想嘗試改變,渴望在新聞領域中增加更多不同的聲音。加入團隊後,陳信聰想要做出專注於台灣環境相關的Podcast,另外也有一個系列,叫作「台灣消失中的聲音」。
什麼叫做「消失中的聲音」?比如說近期製作的單集〈星星不見〉,星星沒有不見,只是我們無法看到,那看不見星星會有什麼聲音消失呢?溪流旁的青蛙、草地上的黑冠麻鷺、大樹上的貓頭鷹、蟲鳴、蟬鳴、人與人的對話,這些聲音即將消失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都市內已經無法體驗。
聰哥也與大家分享,他小時候住在頂樓,到了傍晚,便能看到整片天空的蝙蝠。可惜的是高中後,蝙蝠就不見了。雖然人的耳朵無法聽見蝙蝠的超音波,但我們透過轉譯的方式,把蝙蝠生氣的聲音、求偶的聲音、覓食的聲音,或是找不到棲地迷路的聲音,透過眼前的畫面在腦海中播放出來,這些就是台灣消失中的聲音。
此外,提到言論自由與網軍側翼的區別在哪邊?聰哥說,網路上的極端言論永遠都佔最少數,卻又是聲量最大的,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到少數扭轉成多數、甚至代表全部的想法。主流消失與社群分眾的趨勢也慢慢淘汰掉舊時代的認知,同溫層越來越多、越來越小,人們漸漸開始聽不到彼此的聲音。衍伸而出的是兩個不同年齡層:舊世代的失語對上新世代的寂靜,帶來奇妙的衝突和矛盾。舊世代要如何學會利用新媒體去對話?新世代要怎麼積極解決公共議題?雖然還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路線上,做著相同的努力,但是這樣的意識,在未來有辦法成為公眾發言的共識嗎?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早年,公民聚集爭取權利的集體活動是非常陽剛、男性的活動,當時的女性,一邊爭取著政治上的自由,卻也同時遭受到性別上的壓迫。在台灣解嚴後,各類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相較於民主、勞工、修改刑法等議題,婦女運動並不是主流。
在以民主相關學運為主流的年代,世新大學性別所所長伍維婷觀察到,學長們還是很習慣將女性視為比較附屬性、工具性的角色,譬如說幫忙影印文件、處理行政工作等等。當談論到學生的主體性時,似乎沒有包含「女學生」的主體性。在1986年成立女研社的三位學生:曾昭媛、許郁蘭、黃麗玲以及其他女學生,都有分享過類似的觀察,在參與民主化運動的過程發現到自己的性別格格不入,於是另闢蹊徑,成立屬於女性的聯盟。
這群女學生為什麼那麼獨特?二十多年前的政治環境正在急速變動,從威權的國家體制中走到民主化。當眾人仍在摸索中,女孩們已經認定「個人的即是政治的」,決定走一條實踐的路,造就如此獨特、想做什麼就去做的群體。
伍維婷回想自己做為大學新生時,想找個社團加入,無意發現了當初還叫做「女性問題研究社」(現全名:女性主義研究社)的社團。第一次上課,馬上接受到震撼教育,台上的學姊帶著無比燦爛的笑容詢問台下的新生:「你們都用什麼工具自慰?第一堂課就要來討論什麼工具做適合自慰。」這樣的衝擊讓伍維婷覺得女研社非常特別,提出他從來沒思考過的問題,這是個相當大的挑戰,卻又與自身緊密相關,於是毅然決然留在女研社。
「當時的我們,關注在身體以及性的議題,當然還有性別不公義的事件。」只要婦女上街,女研社就會出動聲援,女性與情慾也是當年運動者所關注的議題。
觀望當代,隨著科技的進展,數位性別暴力開始成為一種攻擊手段,無論是肉搜、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曝光,亦或是「綠茶婊」、「台女」等層出不窮的負面詞彙,年輕的世代雖然關注這些議題,卻也無從管理。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性別上的壓迫,什麼時候才會面臨終結?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歷史,不會全都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有時候得透過文學的紀錄,讓我們發現,過往發生的事情確實的存在。
在詩人羅毓嘉的成長過程中,17歲就對社會感到憤怒,開始走上街頭,他謙遜地說,他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就是自己是男同志者、第二就是擁有一支還算能寫的筆。「參加社會運動的男同志」與「可以寫作的人」,這兩個角色之間產生了激盪,有時是互相合作、有時互相背叛。
羅毓嘉稱自己是在文學界裡的中間世代,形容中間世代的作家們從出生到今經歷很多戰場,尤其是社會從封閉壓抑準備邁向言論百花齊放,對這些人的青少年時期造成莫大衝擊。這是最壞的時代,卻也是最好的時代。
當時被大眾關注,需要「被運動」的議題不外乎就是性別、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廢除死刑、勞動權益的爭取,這些問題在二三十年間不斷的迴繞,那文學在這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羅毓嘉認為,在這段鬥爭中,文學並沒有任何的特殊功能,唯一的作用是當它被閱讀時,閱讀者讀懂了內容,且能夠以自己的人生經驗挑揀文本、產生共鳴。文學需要被理解,才會具有力量。
在諸多議題活動中,造就了多少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透過文字、影像的傳播,就此形成兩個相對立的角色:到底是文學裡的社會運動,還是社會運動裡的文學?主體如果不一樣,文字所能包含的東西就不同。作為一位文字工作者,心中應該要有一條不可跨越的底線,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不是所有的運動參與者都願意成為寫作者筆下的人物,在沒有許可的狀況下,又應該要如何寫作?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這其實是最大的挑釁。
(筆記整理:陳佳旻;編輯校稿:萬巧蓉)
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 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中,呈現出當時監禁於綠島的政治犯,其中有些人受到株連、誣告,但也有很多的政治犯是懷抱著強烈的理想,他們想要改變腐敗的政府、驅逐外來政權。在法律的意義上,他們並不無辜,他們是真正意圖顛覆國家的人。《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則細膩的書寫幾位台灣五、六零年代的政治犯人生面貌,他們多數有著自覺及赴死的決心、有面對國家暴力的勇氣。
《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於2022年再版,從初版到再版經歷了七年,期間也透過推廣活動、學術研究、繪本電影創作等等,和不同背景的讀者連結,新版的出現,回應了這段期間多位研究者做出的努力,例如:新版作者群之一的林傳凱奔赴各處,舉辦讀書會與展覽,把書中的故事帶回到發生地。白色恐怖的案件遍布全台灣,將故事與地方文史脈絡作結合,可以說是回應了當初各處青年心中對未來的想法。
林易澄在此書負責的人物故事是過去生活在雲林、曾任國小校長的郭慶。林易澄說,遺書書信紙上的筆跡可看出寫自不同時間點,充滿堆疊的痕跡。原因是在軍法處中,政治犯並不確知判刑的內容與時間,因此郭慶事先將想要交代的事項逐條寫出,當判決結果出爐,得知是死刑後,最後才將日期以及地點填寫上去。
開始這項書寫計畫時,林易澄原先想著墨於郭慶本人的故事,但在訪談過程中,他發現這個故事並不只是關於一個三十多歲就早逝的年輕人,還包含了郭慶的女兒郭素貞的生活。
當時被處決的政治犯,在其戶口名簿上會有特殊註記,郭慶的妻子為了避免對年紀尚幼的孩子造成影響,毅然決然地改嫁。直到郭素貞長大成人,隱約察覺了親生父親的事情後,隨著政治氣氛的鬆動,開始想要追尋父親的故事。郭慶用他三十多年的短暫人生,用力追尋對理想社會的想像;郭素貞在知道父親經歷後,也費時去了解父親的面貌、他經歷的時代。在追尋的過程中,他們的身影是重疊在一起的。
郭素貞一方面身為受難家屬,生命處境深受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媽媽的改嫁,成長過程中對案件毫不知情,儼然是與此段歷史無涉的普通身分。他的追尋過程,與讀者閱讀的狀態很接近:從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直到認識過往;更深一層地,也因為郭素貞的親情關懷,得以將作者、讀者們與她的父親連結在一起。